一、1984年夏天，他把“跃农门”的梦摔碎在玉米糊糊里1984年的江州，夏天像个烧红的火炉。
杨家村西头那间土坯房，墙皮裂着指头宽的缝，毒辣的日头从木格窗钻进来，在地上烤出一片晃眼的光斑。
空气里飘着灶间的柴火味、院角猪圈的馊味，还有远处地里玉米蒸腾的热气，混在一起黏糊糊的，吸进肺里都觉得闷得慌。
杨小满僵在堂屋中央，眼睛像被钉在了桌上那张薄薄的高考成绩单上。
纸页被他手心的汗浸得发皱，“语文87”那行红印子还亮得扎眼，可旁边“数学59英语15”的数字，像两坨黑泥，把那点光亮死死盖了下去。
他想起三个月前的深夜，自己还在煤油灯下啃数学题。
墨水瓶做的灯芯“噼啪”响，火苗晃得字都在跳，他揉着发酸的眼睛，把“三角函数”的公式抄在手腕上，连吃饭时都在琢磨。
母亲端来的玉米糊糊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她总说：“小满，别熬坏了，咱家就指望你跳出这土坷垃呢。”
那时他信誓旦旦，说要考江州师范，毕业后回石井乡当老师，让爹娘不用再扛着锄头下地。
可现在，这分数像一巴掌，把所有的指望都扇得稀碎。
“语文87，全乡第一……”父亲杨再兴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他坐在吱呀响的竹椅上，手里捏着半截没抽完的旱烟，烟杆上的铜锅早就凉了。
他那张被太阳晒成酱色的脸，此刻灰得像院角的老墙皮，皱纹里都夹着失望，“可这俩数……咋去见人？
咋去见人啊？”
最后那句，他说得轻，却像块石头砸在杨小满心上。
杨小满的头垂得更低，下巴快抵到胸口，能看见自己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，还沾着上次帮母亲喂猪时蹭的猪食渣。
他想张嘴说点什么，比如“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来得及写”，比如“英语听力没听清”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——再找借口，也改不了落榜的事实。
灶间突然传来“哗啦”一声，是母亲在洗红薯，水溅在石板上，混着她压抑的啜泣声。
杨小满知道，母亲是怕他听见，故意把水声弄大。
他甚至能想象出母亲的样子：背对着灶门，手里攥着红薯，眼泪掉在水里，却不敢哭出声音，怕戳他的痛处。
“供你吃穿就考这？
窝囊！”
院子里突然传来杨招弟的吼声，她正蹲在石板上搓衣服，把木盆摔得震天响，“我跟迎弟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娘省着鸡蛋给你吃，你就考这俩破数？
白瞎了！”
杨招弟比他大五岁，早就到了说亲的年纪，却因为要供他读书，把亲事推了又推。
杨小满听着姐姐的话，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的后背，可他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——姐姐说的是实话，他确实窝囊。
杨再兴猛地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向院子：“喊啥？
喊破天能让分数变高？”
他的声音带着火气，却没多少底气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，把旱烟杆往桌上一放，“明儿我找德海队长，总不能让你跟土坷垃较劲一辈子。”
晚饭时，桌上摆着一碗玉米糊糊，还有一盘炒红薯叶。
母亲偷偷往他碗里卧了个鸡蛋，蛋黄在稀糊糊里泛着黄。
杨小满看着鸡蛋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，砸在碗里，溅起一圈圈涟漪。
“吃吧，”母亲把筷子往他手里塞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明天还得有力气。”
那天晚上，杨小满躺在吱呀响的木板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窗外的蝉鸣还在叫，可他觉得比白天更吵。
他摸出枕头下的高中课本，封面都翻烂了，里面还夹着他写的“考去江州”的小纸条。
他把纸条揉成团，又展开，最后贴在胸口——就算落榜了，他也不想一辈子待在杨家村。
二、河工地上的“死心眼”记分员，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三天后，杨再兴从大队部回来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工票。
他把杨小满叫到跟前，语气里带着点期盼：“德海队长答应了，让你去河工地上当记分员，不用扛土，就是记记工分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紧——他知道河工地的苦。
去年冬天，村里男人都去修河堤，回来时个个冻得手肿得像馒头，有的还生了冻疮，流脓流血。
可他没别的选择，这是父亲求来的机会，再苦也得扛。
出发那天，母亲给他收拾行李：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里面塞了两件打补丁的褂子，一双新纳的布鞋，还有一小袋炒面。
“饿了就吃点炒面，”母亲把包递给他，又往他兜里塞了个布包，“这里面有五块钱，别丢了。”
杨小满攥着布包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五块钱，够买半袋玉米面了，母亲肯定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
河工地在石井乡东边的河道旁，一眼望去全是黄褐色的土坡。
杨小满跟着父亲走到一个芦席棚前，棚子歪歪扭扭的，西周的芦席都破了洞，风一吹就“哗哗”响。
“这就是你的办公室，”生产队长杨德海蹲在棚子门口的石碾子上，抽着旱烟，眼神扫过杨小满，像在打量一件农具，“每天开工前发工票，收工后记工分，错一笔，你就卷铺盖回家。”
杨德海的话像块冰，浇得杨小满心里一凉。
他赶紧点头：“德海叔，我一定记准，错不了。”
杨德海“哼”了一声，起身走了。
杨再兴帮儿子把帆布包放进棚子，又叮嘱：“记工分要认死理，不能让人糊弄，也别跟人吵架，有事找德海叔。”
父亲走后，杨小满坐在棚子里的长凳上，看着桌上那本厚得像砖头的记分簿，心里有点发慌。
他翻开簿子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，还有歪歪扭扭的工分记录——这是上一任记分员留下的，有的地方还画着圈，显然是记混了。
“得记清楚，不能像他那样。”
杨小满对自己说。
第二天凌晨西点，天还没亮，杨小满就醒了。
棚子里冷得像冰窖，他摸黑生了个小炉子，火苗刚起来，就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——工人们要上工了。
他赶紧把工票拿出来，按小队分好，放在桌上。
第一个来领票的是王大爷，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手里还拄着根木棍。
“小满，给我一张，”王大爷的声音有点颤，“我帮儿子扛土，挣点工分给他娃买奶粉。”
杨小满接过王大爷的身份证，核对了名字，才把工票递过去：“王大爷，您慢点，别累着。”
王大爷笑了：“好娃，心细。”
可没过几天，就出了岔子。
那天收工，王大爷急急忙忙跑过来，手里攥着空口袋，脸都白了：“小满，我的工票丢了！
咋办啊？
这工分是给孙子买奶粉的！”
杨小满心里一紧，赶紧站起来：“王大爷，您别急，再找找？”
王大爷摸遍了全身的口袋，又去工地找了一圈，回来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：“没找着，肯定是掉在土坡上了，被土埋了。”
周围的工人都围了过来，有人说：“没工票咋记？
总不能凭嘴说吧？”
有人附和：“就是，万一多记了，我们这不白干了？”
王大爷的脸更白了，手都在抖。
杨小满看着他，想起自己的爷爷——爷爷也是这么大年纪，还在地里干活，最后累得咳血。
他咬了咬牙，对王大爷说：“王大爷，您别急，我帮您查。”
他翻开记分簿，找到王大爷的名字，又问了和王大爷一起干活的三个工人：“你们今天跟王大爷一起扛土，他扛了多少担？”
一个叫李叔的工人说：“他扛了十担，每担都够数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另外两个工人也点头：“对，我们能作证。”
杨小满拿起笔，在王大爷的工分栏里写下“10”，又让三个工人在旁边签了字：“王大爷，您放心，这工分记上了，错不了。”
王大爷看着记分簿，眼泪掉了下来：“好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”
后来，王大爷特意从家里带了一把青菜，塞给杨小满：“自家种的，没打农药，你炒着吃。”
杨小满推辞不过，收下了。
那天晚上，他炒了青菜，就着炒面吃，觉得比家里的鸡蛋还香——他知道，这是王大爷的心意，也是对他“认死理”的认可。
可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大爷这么通情达理。
有天早上，石锁来了。
石锁比杨小满大两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是工地上的刺头。
他一进门就嚷嚷：“杨小满，给我两张工票，我替我爹领。”
杨小满抬头：“石锁哥，规矩是本人来领，您让叔叔自己来呗。”
石锁脸一沉：“我爹腿脚不利索，来不了！
你给不给？
不给我自己拿了！”
说着，石锁伸手就往桌上抓。
杨小满赶紧按住工票：“石锁哥，不行，得本人来。”
石锁火了，拳头捏得咯咯响：“你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是吧？
上一个记分员敢拦我？”
杨小满没怕，他看着石锁的眼睛：“石锁哥，工票是大家的血汗钱，我不能给您代领，万一错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”
周围的工人都围了过来，有人劝：“石锁，别跟个娃较劲，自己跑一趟呗。”
石锁瞪了杨小满一眼，又看了看周围的人，最后悻悻地走了：“行，你等着！”
那天晚上，杨小满在棚子里练算盘，突然听见棚子外有动静。
他赶紧站起来，看见石锁在棚子门口晃悠。
“石锁哥，您有事？”
杨小满问。
石锁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小满，白天是我不对，我爹说我了，让我给你道歉。”
杨小满笑了：“没事，石锁哥，您也是为了叔叔。”
石锁从兜里掏出个苹果，塞给杨小满：“我姐从城里带回来的，给你吃。”
杨小满接过苹果，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知道，自己的“死心眼”，终于被人理解了。
从那以后，工地上的人都知道，杨小满记工分认死理，但也心善。
没人再找他代领工票，收工时也自觉排队，他的记分簿，永远整整齐齐，没有一笔错漏。
三、老会计的一句话，让他抓住了逆袭的光河工的日子过得慢，转眼就到了秋天。
河堤越修越高，杨小满的记分簿也记满了两本。
他每天除了记工分，就是在晚上练算盘——杨再荣答应教他，还借了本《珠算入门》给他。
可算盘没那么好学。
杨小满的手指总不听使唤，“三下五除二”的口诀念了几十遍，拨珠时还是会错。
有天晚上，他对着一道加法题算了十遍，结果次次不一样，急得他把算盘往桌上一摔，眼眶都红了。
“怎么，想放弃了？”
门口传来杨再荣的声音。
杨小满赶紧把算盘捡起来，低着头：“再荣叔，我太笨了，连道加法都算不对。”
杨再荣走进来，坐在他旁边，拿起算盘：“我年轻时学算盘，练坏了三把算盘，指尖磨出了茧子，才算明白一个理——算盘不是靠手算，是靠心算。”
他把算盘递给杨小满：“你看，算325加478，先拨325，再加400，拨上4，再加70，拨上7，再加8，拨上8，最后是803。
你别急，盯着珠子，想着数字怎么变。”
杨小满按照杨再荣说的，慢慢拨珠。
这次，他没念口诀，而是盯着珠子，心里算着数字。
“325加400是725，加70是795，加8是803。”
他小声念着，最后拨出的数字，果然是803。
“对了！”
杨小满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
杨再荣笑了：“这就对了，学东西得慢慢来，急不得。”
从那以后，杨再荣每天都会来棚子里教杨小满算盘。
他还把自己年轻时用的旧算盘给了杨小满，算盘珠子被磨得油亮，上面还刻着“认真”两个字。
“这算盘跟着我三十年了，”杨再荣说，“现在给你，希望你能记住‘认真’二字。”
杨小满接过算盘，心里沉甸甸的——他知道，这不仅是一把算盘，更是杨再荣的期望。
有天下午，杨再荣拿着一本账本来到棚子：“小满，你帮我核对一下这个月的物资消耗，看看有没有错。”
杨小满接过账本，认真地核对着。
他一笔一笔地算，算到一半，突然停住了：“再荣叔，这页的玉米消耗不对，比上个月多了五十斤，可咱们这个月的工人没增加，怎么会多这么多？”
杨再荣的眼睛亮了：“你再查查。”
杨小满又查了一遍，发现是记账时把“50”写成了“100”。
“再荣叔，是笔误，把50写成100了。”
杨再荣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好娃，不仅会算，还会想，这才是会计该有的样子。”
原来，这是杨再荣故意设的考验。
他早就发现杨小满细心、认真，想试试他会不会只看数字，不看实际情况。
现在看来，这孩子没让他失望。
“小满，”杨再荣坐在长凳上，语气很郑重，“你想不想学真会计？
不是记工分，是管账、算成本、理往来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震：“再荣叔，我能学吗？”
“能，”杨再荣说，“你识字，心细，又肯学，肯定能学会。
我教你《会计学原理》，教你借贷记账法，以后你说不定能当个体面的会计。”
那天晚上，杨小满抱着杨再荣给的《会计学原理》，一夜没睡。
书是旧的，书页都泛黄了，上面还有杨再荣的批注，比如“农户账要记实，差一分影响全家借贷要平衡，就像秤杆不能歪”。
杨小满看着这些批注，心里突然有了方向——他不想一辈子当记分员，他想当会计，想靠自己的本事，活出个人样来。
从那以后，杨小满更拼了。
每天收工后，他先跟着杨再荣学会计实务，晚上再啃《会计学原理》，常常学到后半夜。
棚子里冷，他就把被子裹在身上，脚冻僵了，就放在炉子边烤烤。
有天早上，杨德海路过棚子，看见杨小满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头枕着记分簿，手里还攥着笔。
桌上的煤油灯没灭，旁边放着《会计学原理》，书页上还压着算盘。
“这孩子，真是拼了。”
杨德海叹了口气，悄悄把灯吹了。
杨再荣也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
他知道杨小满家里穷，买不起煤油，就从家里拿了两斤煤油，送给他：“别省着，学东西要紧。”
杨小满接过煤油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：“再荣叔，谢谢您。”
“谢什么，”杨再荣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好好学，别辜负了自己。”
就这样，杨小满在河工地上，一边当记分员，一边学会计。
他的算盘打得越来越快，账也记得越来越清。
杨再荣常说：“小满，你比我年轻时厉害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”
杨小满知道，这是师傅的鼓励，也是他的动力。
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学好会计，不辜负杨再荣的期望，也不辜负自己的努力。
西、经管招人：泥泞路上的转机秋末的一天，天突然变了脸。
早上还好好的，中午就刮起了狂风，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，像是要把河堤压垮。
杨小满刚把上午的工分汇总完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“要下大雨了！
快收东西！”
他赶紧把记分簿塞进油布包，又蹲在地上捡工票。
刚捡了一半，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，砸在棚顶的芦席上，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，像有人在上面放鞭炮。
工地上瞬间乱了套，人们抱着工具往附近的土窑里跑，喊叫声、脚步声混着雨声，吵得人耳朵疼。
杨小满把油布包紧紧抱在怀里，缩在棚子最里面——这里是工地上唯一能避雨的地方，却也漏得厉害，雨水顺着芦席的缝隙往下滴，很快就把他的裤腿打湿了。
就在这时，他看见通往乡里的那条小路——那条平时坑坑洼洼、下雨就泥泞不堪的路，上有个身影在挣扎。
那人穿着件灰色中山装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裤脚沾满了泥。
他推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车前轮陷在泥坑里，怎么推都推不动。
狂风把他的头发吹得贴在脸上，雨水顺着他的眼镜往下流，他却顾不上擦，只是弯腰使劲拽着车把。
是高存远！
乡经管站的高站长！
杨小满心里咯噔一下。
他见过高存远，去年村里报粮补，有人想多报两亩地，被高存远当场拆穿，说“国家的钱，一分都不能贪”。
村里人都说高存远是“铁面”，可杨小满知道，高存远也是个实在人——去年冬天，村里王二家失火，高存远带着经管站的人，顶着雪帮着重建，手上冻得全是裂口。
“高站长肯定有急事。”
杨小满想。
他没多想，抓起棚角那顶破斗笠——还是他爹年轻时戴的，边缘都磨破了——往头上一扣，又把油布包裹紧，一头扎进了雨里。
雨水砸在脸上，生疼。
风裹着雨丝，像小刀子一样刮着皮肤。
杨小满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小路跑，脚下的泥太软，好几次都差点滑倒。
有一次，他的脚陷进泥里，解放鞋被拔了出来，陷在泥里。
他干脆光着脚，继续往前跑——脚底被碎石子划了个口子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可他没停。
等他跑到高存远身边时，浑身己经湿透了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连眼睛都快睁不开。
“高站长！”
他扯着嗓子喊，声音被雨声盖得只剩下一点影子。
高存远闻声抬头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才认出他：“小满？
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您这车……”杨小满指着陷在泥里的自行车，车轮己经被泥裹住了，根本转不动。
高存远叹了口气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：“链条断了，刚想推回乡里，没想到雨这么大。”
他看了眼天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“下午乡里要开紧急会，耽误不得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动，赶紧把斗笠摘下来，往高存远头上戴：“高站长，您骑我的车去！
我的车结实，能骑！”
他说的是那辆“三八大杠”——还是他哥结婚时买的，后来哥去南方打工，就留给了他。
车身上的漆早就掉光了，铃铛也坏了，除了车架没断，其他地方都透着股“随时要散架”的意思。
高存远连忙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你的车……您别管了！”
杨小满把车推到高存远面前，又抓住凤凰车的后架，“您快骑，我把您的车推回村。
这雨太大，再耽搁就来不及了！”
高存远看着杨小满湿透的衣服，又看了眼他光着的脚——脚底还在流血，心里一热。
他知道杨小满实诚，说出口的话，就一定会做到。
他不再推辞，拍了拍杨小满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！
那我先去乡里，回头我一定找你！”
他跨上“三八大杠”，试了试车把，虽然有点晃，但确实能骑。
他顶着斗笠，说了声“谢了”，就骑着车，摇摇晃晃地冲进了雨幕里。
杨小满目送他走了，才转过身，对付那辆凤凰车。
这辆车比他的“三八大杠”重多了，车轮陷在泥里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才把车从泥坑里拽出来。
雨水顺着脖子灌进衣领，冷得他打了个寒颤。
他推着车，一步一步地往村里走。
泥路太滑，他走得很慢。
车轮沾着泥，越来越重，他的胳膊很快就酸了，汗水混着雨水，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路上没有一个人，只有雨声和车轮碾过泥地的“噗嗤”声。
他咬着牙，心里却透着股劲——他帮了高站长，帮了那个“为老百姓办事”的干部，这比什么都值。
等他把凤凰车推到高存远家门口时，天己经黑透了。
雨小了点，他把车靠在墙根，又找了块塑料布盖在上面，才拖着几乎冻僵的身体往家走。
回到家时，他妈正站在门口张望，看见他像个泥猴似的回来，脚还在流血，赶紧拉着他进屋：“你这孩子，下这么大雨出去干啥？
脚怎么了？”
他妈赶紧找了块干净的布，蘸着温水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擦脚。
伤口碰到水，杨小满疼得抽了口气。
“傻孩子，疼就说啊。”
他妈眼眶红了，又找了点草药，嚼碎了敷在他的伤口上，“这是你爹上山采的，治外伤管用。”
杨小满没说帮高存远推车的事，只是嘿嘿笑了笑：“没事，帮工地上的人搭了把手。”
那天夜里，他发了点低烧，他妈用酒给他擦了擦身子，又煮了碗姜汤。
他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却想着白天的事——高站长说“回头找你”，这话像颗种子，在他心里发了芽。
三天后的周末，杨再荣突然来找他，说晚上要请高存远和杨德海吃饭，让他帮忙打下手。
“师傅，我去合适吗？”
杨小满有点犹豫——高存远是干部，杨德海是队长，他一个记分员，凑上去算什么。
“让你去你就去，”杨再荣拍了拍他的肩，“正好让你学学怎么跟人打交道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动，应了下来。
下午收工后，他没回工棚，而是跑到村后头的池塘边。
他知道杨再荣的老伴炖了老母鸡，但总觉得少了点硬菜。
池塘里的甲鱼多，他小时候常跟着爹来摸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
他脱了鞋，踩进冰凉的水里，在泥里摸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摸到一只斤把重的甲鱼。
又用网兜捞了点小河虾，才提着东西往杨再荣家跑。
到了杨再荣家，师娘正在厨房里忙活，看见他手里的甲鱼，笑得眼睛都眯了：“小满这孩子，真是有心了！”
杨小满把东西递给师娘，搓着手说：“师傅，东西送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会儿再来帮忙。”
“回什么回！”
杨再荣从屋里出来，拉住他，“晚上就在这儿吃，跟我们一块儿。”
“不行不行，”杨小满赶紧摆手，脸都红了，“高站长和德海叔是贵客，我一个年轻人，上桌不像话。
我就在旁边帮帮忙，听听你们说话就行。”
杨再荣知道他的性子，没再勉强，只是让师娘多留了碗饭。
傍晚时分，高存远和杨德海都来了。
高存远还特意带了瓶散装白酒，进门就问：“小满呢？
那天的事还没谢他呢！”
杨小满赶紧从角落里站起来，有点局促：“高站长，您太客气了，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高存远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胳膊：“好小子，实诚！”
他看见杨小满的脚，“脚好了吗？
那天看你光着脚，还在流血。”
杨小满脸一红：“早好了，小口子，不碍事。”
晚饭摆在堂屋里，白炽灯泡的光昏黄，却透着股热闹劲儿。
桌上的菜冒着热气，清炖老母鸡的香味飘满了屋子。
杨再荣、高存远、杨德海围坐在桌旁，杨小满搬了个小马扎，坐在门边，负责倒酒、添饭。
几杯酒下肚，气氛就热络起来。
杨德海先开了口，喝了口酒，砸着嘴说：“现在这日子，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
包产到户后，队里的人都各干各的，我这队长，说话都没人听了！”
杨再荣叹了口气，夹了口菜：“可不是嘛。
以前敲钟上工，记工分、分粮食，现在倒好，各家种各家的地，连工分都快成老黄历了。”
高存远放下酒杯，神色严肃起来：“二位说得没错，这是大势所趋。
中央要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人民公社那套，早晚要退出。
我们经管站现在忙得脚不沾地——以前是核算生产队的账，现在要管千家万户的承包合同、土地流转、还有那些新冒出来的专业户，全是新问题！”
他顿了顿，又喝了口酒：“县里刚给了我们两个正式编制名额，要招这两年高考落榜的回乡青年。
要求不高，年轻、有文化、踏实肯干，最重要的是，要会算账、懂政策。”
“正式编制？”
杨德海眼睛一亮，“那可是铁饭碗啊！
高站长，你这可是揣着金饭碗招人！”
高存远苦笑道：“金饭碗也得有人端得住。
现在的农村账，比以前复杂多了。
既要懂借贷记账，又要会算成本收益，还得能跟老百姓讲明白政策。
招人容易，招到合用的，难啊！”
杨小满坐在角落里，心脏“砰砰”地跳了起来。
高考落榜生！
正式编制！
乡经管站！
这几个词像惊雷一样在他耳边炸响，他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才没让自己激动得站起来。
他偷偷抬眼，看向高存远——要是能进经管站，他就不用再跟土坷垃打交道了，就能靠自己的本事，活出个人样来。
就在这时，杨再荣开口了：“存远，你说的这条件，我看小满就挺合适。
他高中毕业，脑子活，做事又认真，在工地上记的账，比机器印的还整齐。”
杨德海也跟着点头：“老会计说得对！
小满这孩子，认死理，但交代给他的事，绝对错不了。
上次石锁想多报工分，被他拦了下来，硬是让石锁补了票才给记工分。”
高存远的目光落在杨小满身上，带着审视：“小满，你高中毕业了？”
“是，高站长，去年毕业的。”
杨小满的声音有点发颤。
“那数学怎么样？”
高存远问得首接。
杨小满的脸瞬间红了，像烧起来一样。
他低下头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：“我……我高考数学才考了59分。”
这话一出，屋里瞬间安静了。
杨德海想帮着说点什么，却被高存远摆手拦住了。
杨再荣却开口了，语气平静却有力：“存远，分数不能代表一切。
小满这孩子，做事踏实，学东西快。
我教他算盘才半个月，现在己经能算简单的加减法了。
经管站的工作，要的是细心和责任心，这些小满都有。”
高存远沉吟了片刻，看着杨小满涨红的脸，又想起那天雨中他推着自行车、光着脚的身影——这孩子虽然数学不好，但有股子韧劲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实在。
“小满，”高存远的语气缓和了些，“你敢不敢试试？
报名参加招考。
考试内容主要是农村经济政策、会计实务、珠算，还有一篇应用文写作。”
杨小满猛地抬起头，眼睛亮得像燃着的火。
他站起身，因为动作太急，小马扎都倒了。
他攥紧了拳头，声音带着激动：“高站长，我敢！
我想试！
我一定好好准备！”
“好！”
高存远笑了，“有志气！
不过光有胆子不行，还得下苦功。
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，时间紧。”
他转向杨再荣：“再荣叔，实务这块就麻烦你多指点指点他。
政策方面，我明天找些材料给他。”
杨再荣立刻应道：“没问题！
小满，从明天起，下了工就来我这儿，晚上加练算盘和会计实务。”
杨小满的心里像灌了蜜，又像燃着一团火。
他对着高存远和杨再荣深深鞠了一躬：“谢谢高站长！
谢谢师傅！
我一定拼命学！”
酒席散后，杨小满帮着师娘收拾完碗筷，正准备走，杨再荣叫住了他。
老会计从里屋拿出两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旧书，递到他手里：“拿着，这是《会计学原理》和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》，都是我年轻时用的，你先看着。
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。”
杨小满接过书，沉甸甸的。
他翻开牛皮纸封面，里面的书页己经泛黄，边缘磨得发毛，上面还留着杨再荣年轻时的批注，用红笔写的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依旧能看出认真。
比如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》里，有一页写着“记农户账，要像记自家账一样，不能马虎”，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对勾。
“师傅，谢谢您。”
杨小满的声音有点哽咽。
“谢什么，”杨再荣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好好学，别辜负了机会。”
杨小满抱着书，几乎是跑着回了家。
夜里的风很凉，却吹不散他心里的热乎劲。
他回到自己的小屋，点亮煤油灯，把书放在桌上。
昏黄的灯光下，那两本书像两块敲门砖，敲开了他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
他翻开《会计学原理》的第一页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“会计者，天下之公器也，不可不慎。”
这行字像一道光，照进了他的心里。
他挺首了腰背，像在工地上盯着记分簿那样，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。
煤油灯芯“噼啪”作响，映着他专注的侧脸，连窗外的虫鸣都仿佛轻了几分。
书页上的“借贷记账法会计恒等式”像一道道关卡，杨小满啃得艰难。
他把不懂的术语抄在小本子上，遇到“资产=负债+所有者权益”这样绕口的公式，就反复念，念到舌头打结，再对着油灯琢磨——比如家里的土坯房是资产，欠邻居的粮食是负债，剩下的那点存粮就是权益，这么一换算，倒也慢慢摸清了门道。
有天晚上，他学到“固定资产折旧”，没看懂，就冒着夜色跑到杨再荣家。
杨再荣己经睡了，听见敲门声，赶紧起来开门：“小满，这么晚了，有事？”
“师傅，我没看懂‘固定资产折旧’，您能给我讲讲吗？”
杨小满举着书，眼里满是急切。
杨再荣赶紧把他让进屋，倒了杯热水：“别急，我给你讲。
比如队里的拖拉机，买的时候值五千块，能用十年，每年就折旧五百块，这就是固定资产折旧。”
杨小满恍然大悟：“我懂了！
就像家里的锄头，用坏了，每年耗损一点，最后就不能用了。”
杨再荣笑了：“对，就是这个理。
你这孩子，一点就透。”
从那以后，杨小满更拼了。
每天下工后，先往杨再荣家跑，学实务、练算盘，回到家再啃政策书，常常学到后半夜。
油灯的灯芯换了一根又一根，他的小本子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手指上的茧子也越来越厚。
他的姐姐杨招弟看在眼里，嘴上没说什么，却偷偷给他缝了个新书包，里面放了两个煮鸡蛋：“别给咱家丢脸。”
杨小满接过书包，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知道，姐姐嘴上厉害，心里却疼他。
离考试还有十天时，高存远特意把杨小满叫到乡里，给了他一套往年的考题。
“你先做做，看看哪里不行，我再给你补。”
杨小满拿着考题，心里既紧张又激动。
他回到工棚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把题做完了。
会计实务和珠算没什么大问题，可政策题错了不少，应用文写作也写得干巴巴的——他知道政策条文，却不知道怎么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写出来。
第二天，他拿着试卷去找高存远。
高存远看了看，指着错题说：“这些政策题，不能死记硬背，要结合实际。
比如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’，你得想着村里的情况，要是有人想把地流转给种粮大户，该怎么签合同，要注意什么，这样记才记得牢。”
说着，高存远从抽屉里拿出几份真实的承包合同：“你看看这些，都是村里报上来的，多琢磨琢磨，应用文写作就有东西写了。”
杨小满接过合同，像捧着宝贝。
他把合同带回家，逐字逐句地看，还跑去问杨再荣：“师傅，这份合同里的‘流转期限’为什么不能超过三十年？”
“这个‘租金支付方式’，为什么要写‘每年秋收后支付’？”
杨再荣耐心地给他解释：“土地承包期是三十年，流转期限当然不能超。
秋收后支付租金，是因为农户要靠秋收的粮食换钱，这样才不会耽误他们过日子。”
杨小满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，再写应用文时，果然顺畅多了。
他写的《关于石井乡土地流转的建议》，里面提到了“尊重农户意愿保障租金按时支付”，还举了村里王大爷流转土地的例子，高存远看了，笑着说：“这才像话，接地气，老百姓能看懂。”
考试前一天，杨再荣把杨小满叫到家里，给他煮了碗鸡蛋面。
“明天考试，别紧张，就像平时练的那样就行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，递给杨小满，“这里面是二十块钱，你明天去乡里考试，中午买碗热饭吃。”
杨小满赶紧推辞：“师傅，我有钱，您别给我。”
“拿着，”杨再荣把布包塞到他手里，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
你要是考上了，就是咱们杨家村第一个在乡里当干部的，给咱们村争光。”
杨小满攥着布包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那二十块钱，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，够买半袋粮食了。
他知道，师傅是真心盼着他好。
考试那天，天刚亮，杨小满就起来了。
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把准考证、铅笔、算盘仔细收好，又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——镜子是母亲陪嫁的，边缘都掉漆了，却能照出他眼里的光。
他妈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：“路上吃，别饿着。”
家里平时都吃玉米面馒头，白面馒头只有过年才吃。
杨小满接过馒头，咬了一口，眼泪差点掉下来——这是母亲的心意，也是全家的期望。
他骑着那辆“三八大杠”，往乡里赶。
路上的风很轻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他想起高考落榜那天的绝望，想起在河工地上的日子，想起师傅教他算盘的夜晚，想起高站长在雨中的嘱托……他攥紧了车把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考上！
乡中学的考场外，己经来了不少人。
大多是和他一样的高考落榜生，有的背着书包，有的手里拿着书，都在紧张地复习。
杨小满找了个角落，拿出小本子，再看一遍重点。
“杨小满？”
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他回头一看，是石锁。
石锁手里拿着本《珠算入门》，笑着说：“没想到你也来考了。”
“你也来了？”
杨小满有点惊讶。
“可不是嘛，”石锁挠了挠头，“我爹说，要是能考上经管站，就不用跟土坷垃较劲了。
不过我没你厉害，算盘算得没你快，政策也没你懂。”
杨小满笑了：“别这么说，咱们一起加油。”
考试铃响了，杨小满走进考场。
教室里摆着几十张课桌，每个桌上都贴着准考证号。
他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坐下，把算盘放在桌上——这是杨再荣给的旧算盘，上面的“认真”二字，仿佛在给他鼓劲。
监考老师走进来，宣布了考试规则，然后开始发卷。
第一科考的是农村经济政策。
杨小满拿到试卷，先浏览了一遍，大部分题都是他复习过的。
他拿起笔，认真地答题，遇到不确定的题，就想起高存远说的“结合实际”，慢慢琢磨。
比如有道题问“包产到户的意义”，他不仅写了政策条文，还写了村里李叔家包产到户后，粮食产量翻了一倍，盖了新房的例子。
第二科考的是珠算。
监考老师报出数字，考生们开始拨珠。
“325加478，减196，加257……”杨小满的手指在算珠上翻飞，动作快而准，没一会儿就算出了结果。
他抬头看了看周围，有人还在皱着眉拨珠，心里悄悄松了口气——这都是平时练出来的。
最后一科是会计实务和应用文写作。
会计实务题是算一家农户的收支账，杨小满很熟练，很快就做完了。
应用文写作是写一篇《关于规范农村专业户记账的通知》，他想起高存远给的合同，结合村里的情况，写得条理清晰，还加了“每月底核对账目定期培训记账方法”这样的具体建议。
考试结束铃响时，杨小满放下笔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他看着试卷，心里很踏实——他尽力了。
走出考场，高存远正在门口等他。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，”杨小满笑着说，“大部分题都会。”
“那就好，”高存远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回去等消息吧，大概一周后出结果。”
杨小满回到河工地，继续当他的记分员。
可他的心，却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。
他每天都在盼着消息，吃饭时想，睡觉时想，连记工分时都忍不住走神。
杨再荣看出了他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是你的跑不了。”
终于，在第七天早上，高存远骑着凤凰车，来到了河工地。
杨小满正在给工人发工票，看见高存远，手里的工票差点掉在地上。
他赶紧跑过去：“高站长，结果出来了？”
高存远笑着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：“你考上了！
第一名！”
杨小满接过纸，上面写着“石井乡经管站招考录取名单”，第一个名字就是“杨小满”，后面写着“总分89分，排名第一”。
他看着那张纸，手都在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——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，这是他逆袭的开始。
“太好了！
太好了！”
杨再荣也赶了过来，看着名单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工人们也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说：“小满，你真行！”
“以后就是干部了！”
石锁拍着他的肩：“我就知道你能考上！”
杨小满擦了擦眼泪，看着高存远，看着杨再荣，看着周围的工人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他知道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——从村记分员到乡经管站干部，他的路，终于走宽了。
那天晚上，杨家村放起了鞭炮。
杨再兴买了瓶白酒，拉着杨再荣、高存远、杨德海到家里吃饭。
他妈炖了鸡，煮了鱼，还做了杨小满最爱吃的鸡蛋羹。
饭桌上，杨再兴端着酒杯，激动得手都在抖：“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！
我家小满，终于有出息了！”
高存远笑着说：“再兴哥，这是小满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以后在经管站，还得好好干，为老百姓多办事。”
杨小满端起酒杯，对着高存远和杨再荣，郑重地说：“高站长，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你们的期望！”
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照亮了桌上的饭菜，也照亮了杨小满年轻而坚定的脸。
他知道，从明天起，他就要告别河工地，告别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记分簿，去乡里开启新的生活。
但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是河工地上的“死心眼”，是师傅的教导，是高站长的信任，让他从泥泞里，一步步走了出来。
他的逆袭之路，才刚刚开始。
杨家村西头那间土坯房，墙皮裂着指头宽的缝，毒辣的日头从木格窗钻进来，在地上烤出一片晃眼的光斑。
空气里飘着灶间的柴火味、院角猪圈的馊味，还有远处地里玉米蒸腾的热气，混在一起黏糊糊的，吸进肺里都觉得闷得慌。
杨小满僵在堂屋中央，眼睛像被钉在了桌上那张薄薄的高考成绩单上。
纸页被他手心的汗浸得发皱，“语文87”那行红印子还亮得扎眼，可旁边“数学59英语15”的数字，像两坨黑泥，把那点光亮死死盖了下去。
他想起三个月前的深夜，自己还在煤油灯下啃数学题。
墨水瓶做的灯芯“噼啪”响，火苗晃得字都在跳，他揉着发酸的眼睛，把“三角函数”的公式抄在手腕上，连吃饭时都在琢磨。
母亲端来的玉米糊糊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她总说：“小满，别熬坏了，咱家就指望你跳出这土坷垃呢。”
那时他信誓旦旦，说要考江州师范，毕业后回石井乡当老师，让爹娘不用再扛着锄头下地。
可现在，这分数像一巴掌，把所有的指望都扇得稀碎。
“语文87，全乡第一……”父亲杨再兴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他坐在吱呀响的竹椅上，手里捏着半截没抽完的旱烟，烟杆上的铜锅早就凉了。
他那张被太阳晒成酱色的脸，此刻灰得像院角的老墙皮，皱纹里都夹着失望，“可这俩数……咋去见人？
咋去见人啊？”
最后那句，他说得轻，却像块石头砸在杨小满心上。
杨小满的头垂得更低，下巴快抵到胸口，能看见自己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，还沾着上次帮母亲喂猪时蹭的猪食渣。
他想张嘴说点什么，比如“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来得及写”，比如“英语听力没听清”，可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——再找借口，也改不了落榜的事实。
灶间突然传来“哗啦”一声，是母亲在洗红薯，水溅在石板上，混着她压抑的啜泣声。
杨小满知道，母亲是怕他听见，故意把水声弄大。
他甚至能想象出母亲的样子：背对着灶门，手里攥着红薯，眼泪掉在水里，却不敢哭出声音，怕戳他的痛处。
“供你吃穿就考这？
窝囊！”
院子里突然传来杨招弟的吼声，她正蹲在石板上搓衣服，把木盆摔得震天响，“我跟迎弟每天天不亮就下地，娘省着鸡蛋给你吃，你就考这俩破数？
白瞎了！”
杨招弟比他大五岁，早就到了说亲的年纪，却因为要供他读书，把亲事推了又推。
杨小满听着姐姐的话，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的后背，可他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——姐姐说的是实话，他确实窝囊。
杨再兴猛地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向院子：“喊啥？
喊破天能让分数变高？”
他的声音带着火气，却没多少底气，最后还是叹了口气，把旱烟杆往桌上一放，“明儿我找德海队长，总不能让你跟土坷垃较劲一辈子。”
晚饭时，桌上摆着一碗玉米糊糊，还有一盘炒红薯叶。
母亲偷偷往他碗里卧了个鸡蛋，蛋黄在稀糊糊里泛着黄。
杨小满看着鸡蛋，眼泪突然掉了下来，砸在碗里，溅起一圈圈涟漪。
“吃吧，”母亲把筷子往他手里塞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明天还得有力气。”
那天晚上，杨小满躺在吱呀响的木板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窗外的蝉鸣还在叫，可他觉得比白天更吵。
他摸出枕头下的高中课本，封面都翻烂了，里面还夹着他写的“考去江州”的小纸条。
他把纸条揉成团，又展开，最后贴在胸口——就算落榜了，他也不想一辈子待在杨家村。
二、河工地上的“死心眼”记分员，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三天后，杨再兴从大队部回来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工票。
他把杨小满叫到跟前，语气里带着点期盼：“德海队长答应了，让你去河工地上当记分员，不用扛土，就是记记工分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紧——他知道河工地的苦。
去年冬天，村里男人都去修河堤，回来时个个冻得手肿得像馒头，有的还生了冻疮，流脓流血。
可他没别的选择，这是父亲求来的机会，再苦也得扛。
出发那天，母亲给他收拾行李：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，里面塞了两件打补丁的褂子，一双新纳的布鞋，还有一小袋炒面。
“饿了就吃点炒面，”母亲把包递给他，又往他兜里塞了个布包，“这里面有五块钱，别丢了。”
杨小满攥着布包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五块钱，够买半袋玉米面了，母亲肯定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。
河工地在石井乡东边的河道旁，一眼望去全是黄褐色的土坡。
杨小满跟着父亲走到一个芦席棚前，棚子歪歪扭扭的，西周的芦席都破了洞，风一吹就“哗哗”响。
“这就是你的办公室，”生产队长杨德海蹲在棚子门口的石碾子上，抽着旱烟，眼神扫过杨小满，像在打量一件农具，“每天开工前发工票，收工后记工分，错一笔，你就卷铺盖回家。”
杨德海的话像块冰，浇得杨小满心里一凉。
他赶紧点头：“德海叔，我一定记准，错不了。”
杨德海“哼”了一声，起身走了。
杨再兴帮儿子把帆布包放进棚子，又叮嘱：“记工分要认死理，不能让人糊弄，也别跟人吵架，有事找德海叔。”
父亲走后，杨小满坐在棚子里的长凳上，看着桌上那本厚得像砖头的记分簿，心里有点发慌。
他翻开簿子，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，还有歪歪扭扭的工分记录——这是上一任记分员留下的，有的地方还画着圈，显然是记混了。
“得记清楚，不能像他那样。”
杨小满对自己说。
第二天凌晨西点，天还没亮，杨小满就醒了。
棚子里冷得像冰窖，他摸黑生了个小炉子，火苗刚起来，就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——工人们要上工了。
他赶紧把工票拿出来，按小队分好，放在桌上。
第一个来领票的是王大爷，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，手里还拄着根木棍。
“小满，给我一张，”王大爷的声音有点颤，“我帮儿子扛土，挣点工分给他娃买奶粉。”
杨小满接过王大爷的身份证，核对了名字，才把工票递过去：“王大爷，您慢点，别累着。”
王大爷笑了：“好娃，心细。”
可没过几天，就出了岔子。
那天收工，王大爷急急忙忙跑过来，手里攥着空口袋，脸都白了：“小满，我的工票丢了！
咋办啊？
这工分是给孙子买奶粉的！”
杨小满心里一紧，赶紧站起来：“王大爷，您别急，再找找？”
王大爷摸遍了全身的口袋，又去工地找了一圈，回来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：“没找着，肯定是掉在土坡上了，被土埋了。”
周围的工人都围了过来，有人说：“没工票咋记？
总不能凭嘴说吧？”
有人附和：“就是，万一多记了，我们这不白干了？”
王大爷的脸更白了，手都在抖。
杨小满看着他，想起自己的爷爷——爷爷也是这么大年纪，还在地里干活，最后累得咳血。
他咬了咬牙，对王大爷说：“王大爷，您别急，我帮您查。”
他翻开记分簿，找到王大爷的名字，又问了和王大爷一起干活的三个工人：“你们今天跟王大爷一起扛土，他扛了多少担？”
一个叫李叔的工人说：“他扛了十担，每担都够数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
另外两个工人也点头：“对，我们能作证。”
杨小满拿起笔，在王大爷的工分栏里写下“10”，又让三个工人在旁边签了字：“王大爷，您放心，这工分记上了，错不了。”
王大爷看着记分簿，眼泪掉了下来：“好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”
后来，王大爷特意从家里带了一把青菜，塞给杨小满：“自家种的，没打农药，你炒着吃。”
杨小满推辞不过，收下了。
那天晚上，他炒了青菜，就着炒面吃，觉得比家里的鸡蛋还香——他知道，这是王大爷的心意，也是对他“认死理”的认可。
可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大爷这么通情达理。
有天早上，石锁来了。
石锁比杨小满大两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是工地上的刺头。
他一进门就嚷嚷：“杨小满，给我两张工票，我替我爹领。”
杨小满抬头：“石锁哥，规矩是本人来领，您让叔叔自己来呗。”
石锁脸一沉：“我爹腿脚不利索，来不了！
你给不给？
不给我自己拿了！”
说着，石锁伸手就往桌上抓。
杨小满赶紧按住工票：“石锁哥，不行，得本人来。”
石锁火了，拳头捏得咯咯响：“你他娘的给脸不要脸是吧？
上一个记分员敢拦我？”
杨小满没怕，他看着石锁的眼睛：“石锁哥，工票是大家的血汗钱，我不能给您代领，万一错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”
周围的工人都围了过来，有人劝：“石锁，别跟个娃较劲，自己跑一趟呗。”
石锁瞪了杨小满一眼，又看了看周围的人，最后悻悻地走了：“行，你等着！”
那天晚上，杨小满在棚子里练算盘，突然听见棚子外有动静。
他赶紧站起来，看见石锁在棚子门口晃悠。
“石锁哥，您有事？”
杨小满问。
石锁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小满，白天是我不对，我爹说我了，让我给你道歉。”
杨小满笑了：“没事，石锁哥，您也是为了叔叔。”
石锁从兜里掏出个苹果，塞给杨小满：“我姐从城里带回来的，给你吃。”
杨小满接过苹果，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知道，自己的“死心眼”，终于被人理解了。
从那以后，工地上的人都知道，杨小满记工分认死理，但也心善。
没人再找他代领工票，收工时也自觉排队，他的记分簿，永远整整齐齐，没有一笔错漏。
三、老会计的一句话，让他抓住了逆袭的光河工的日子过得慢，转眼就到了秋天。
河堤越修越高，杨小满的记分簿也记满了两本。
他每天除了记工分，就是在晚上练算盘——杨再荣答应教他，还借了本《珠算入门》给他。
可算盘没那么好学。
杨小满的手指总不听使唤，“三下五除二”的口诀念了几十遍，拨珠时还是会错。
有天晚上，他对着一道加法题算了十遍，结果次次不一样，急得他把算盘往桌上一摔，眼眶都红了。
“怎么，想放弃了？”
门口传来杨再荣的声音。
杨小满赶紧把算盘捡起来，低着头：“再荣叔，我太笨了，连道加法都算不对。”
杨再荣走进来，坐在他旁边，拿起算盘：“我年轻时学算盘，练坏了三把算盘，指尖磨出了茧子，才算明白一个理——算盘不是靠手算，是靠心算。”
他把算盘递给杨小满：“你看，算325加478，先拨325，再加400，拨上4，再加70，拨上7，再加8，拨上8，最后是803。
你别急，盯着珠子，想着数字怎么变。”
杨小满按照杨再荣说的，慢慢拨珠。
这次，他没念口诀，而是盯着珠子，心里算着数字。
“325加400是725，加70是795，加8是803。”
他小声念着，最后拨出的数字，果然是803。
“对了！”
杨小满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
杨再荣笑了：“这就对了，学东西得慢慢来，急不得。”
从那以后，杨再荣每天都会来棚子里教杨小满算盘。
他还把自己年轻时用的旧算盘给了杨小满，算盘珠子被磨得油亮，上面还刻着“认真”两个字。
“这算盘跟着我三十年了，”杨再荣说，“现在给你，希望你能记住‘认真’二字。”
杨小满接过算盘，心里沉甸甸的——他知道，这不仅是一把算盘，更是杨再荣的期望。
有天下午，杨再荣拿着一本账本来到棚子：“小满，你帮我核对一下这个月的物资消耗，看看有没有错。”
杨小满接过账本，认真地核对着。
他一笔一笔地算，算到一半，突然停住了：“再荣叔，这页的玉米消耗不对，比上个月多了五十斤，可咱们这个月的工人没增加，怎么会多这么多？”
杨再荣的眼睛亮了：“你再查查。”
杨小满又查了一遍，发现是记账时把“50”写成了“100”。
“再荣叔，是笔误，把50写成100了。”
杨再荣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好娃，不仅会算，还会想，这才是会计该有的样子。”
原来，这是杨再荣故意设的考验。
他早就发现杨小满细心、认真，想试试他会不会只看数字，不看实际情况。
现在看来，这孩子没让他失望。
“小满，”杨再荣坐在长凳上，语气很郑重，“你想不想学真会计？
不是记工分，是管账、算成本、理往来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震：“再荣叔，我能学吗？”
“能，”杨再荣说，“你识字，心细，又肯学，肯定能学会。
我教你《会计学原理》，教你借贷记账法，以后你说不定能当个体面的会计。”
那天晚上，杨小满抱着杨再荣给的《会计学原理》，一夜没睡。
书是旧的，书页都泛黄了，上面还有杨再荣的批注，比如“农户账要记实，差一分影响全家借贷要平衡，就像秤杆不能歪”。
杨小满看着这些批注，心里突然有了方向——他不想一辈子当记分员，他想当会计，想靠自己的本事，活出个人样来。
从那以后，杨小满更拼了。
每天收工后，他先跟着杨再荣学会计实务，晚上再啃《会计学原理》，常常学到后半夜。
棚子里冷，他就把被子裹在身上，脚冻僵了，就放在炉子边烤烤。
有天早上，杨德海路过棚子，看见杨小满趴在桌上睡着了，头枕着记分簿，手里还攥着笔。
桌上的煤油灯没灭，旁边放着《会计学原理》，书页上还压着算盘。
“这孩子，真是拼了。”
杨德海叹了口气，悄悄把灯吹了。
杨再荣也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
他知道杨小满家里穷，买不起煤油，就从家里拿了两斤煤油，送给他：“别省着，学东西要紧。”
杨小满接过煤油，眼泪差点掉下来：“再荣叔，谢谢您。”
“谢什么，”杨再荣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好好学，别辜负了自己。”
就这样，杨小满在河工地上，一边当记分员，一边学会计。
他的算盘打得越来越快，账也记得越来越清。
杨再荣常说：“小满，你比我年轻时厉害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”
杨小满知道，这是师傅的鼓励，也是他的动力。
他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学好会计，不辜负杨再荣的期望，也不辜负自己的努力。
西、经管招人：泥泞路上的转机秋末的一天，天突然变了脸。
早上还好好的，中午就刮起了狂风，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，像是要把河堤压垮。
杨小满刚把上午的工分汇总完，就听见有人喊：“要下大雨了！
快收东西！”
他赶紧把记分簿塞进油布包，又蹲在地上捡工票。
刚捡了一半，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，砸在棚顶的芦席上，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，像有人在上面放鞭炮。
工地上瞬间乱了套，人们抱着工具往附近的土窑里跑，喊叫声、脚步声混着雨声，吵得人耳朵疼。
杨小满把油布包紧紧抱在怀里，缩在棚子最里面——这里是工地上唯一能避雨的地方，却也漏得厉害，雨水顺着芦席的缝隙往下滴，很快就把他的裤腿打湿了。
就在这时，他看见通往乡里的那条小路——那条平时坑坑洼洼、下雨就泥泞不堪的路，上有个身影在挣扎。
那人穿着件灰色中山装，裤腿卷到膝盖，裤脚沾满了泥。
他推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，车前轮陷在泥坑里，怎么推都推不动。
狂风把他的头发吹得贴在脸上，雨水顺着他的眼镜往下流，他却顾不上擦，只是弯腰使劲拽着车把。
是高存远！
乡经管站的高站长！
杨小满心里咯噔一下。
他见过高存远，去年村里报粮补，有人想多报两亩地，被高存远当场拆穿，说“国家的钱，一分都不能贪”。
村里人都说高存远是“铁面”，可杨小满知道，高存远也是个实在人——去年冬天，村里王二家失火，高存远带着经管站的人，顶着雪帮着重建，手上冻得全是裂口。
“高站长肯定有急事。”
杨小满想。
他没多想，抓起棚角那顶破斗笠——还是他爹年轻时戴的，边缘都磨破了——往头上一扣，又把油布包裹紧，一头扎进了雨里。
雨水砸在脸上，生疼。
风裹着雨丝，像小刀子一样刮着皮肤。
杨小满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小路跑，脚下的泥太软，好几次都差点滑倒。
有一次，他的脚陷进泥里，解放鞋被拔了出来，陷在泥里。
他干脆光着脚，继续往前跑——脚底被碎石子划了个口子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可他没停。
等他跑到高存远身边时，浑身己经湿透了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连眼睛都快睁不开。
“高站长！”
他扯着嗓子喊，声音被雨声盖得只剩下一点影子。
高存远闻声抬头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才认出他：“小满？
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您这车……”杨小满指着陷在泥里的自行车，车轮己经被泥裹住了，根本转不动。
高存远叹了口气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：“链条断了，刚想推回乡里，没想到雨这么大。”
他看了眼天，眉头皱得更紧了，“下午乡里要开紧急会，耽误不得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动，赶紧把斗笠摘下来，往高存远头上戴：“高站长，您骑我的车去！
我的车结实，能骑！”
他说的是那辆“三八大杠”——还是他哥结婚时买的，后来哥去南方打工，就留给了他。
车身上的漆早就掉光了，铃铛也坏了，除了车架没断，其他地方都透着股“随时要散架”的意思。
高存远连忙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你的车……您别管了！”
杨小满把车推到高存远面前，又抓住凤凰车的后架，“您快骑，我把您的车推回村。
这雨太大，再耽搁就来不及了！”
高存远看着杨小满湿透的衣服，又看了眼他光着的脚——脚底还在流血，心里一热。
他知道杨小满实诚，说出口的话，就一定会做到。
他不再推辞，拍了拍杨小满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！
那我先去乡里，回头我一定找你！”
他跨上“三八大杠”，试了试车把，虽然有点晃，但确实能骑。
他顶着斗笠，说了声“谢了”，就骑着车，摇摇晃晃地冲进了雨幕里。
杨小满目送他走了，才转过身，对付那辆凤凰车。
这辆车比他的“三八大杠”重多了，车轮陷在泥里，他用尽全身力气，才把车从泥坑里拽出来。
雨水顺着脖子灌进衣领，冷得他打了个寒颤。
他推着车，一步一步地往村里走。
泥路太滑，他走得很慢。
车轮沾着泥，越来越重，他的胳膊很快就酸了，汗水混着雨水，顺着脸颊往下流。
路上没有一个人，只有雨声和车轮碾过泥地的“噗嗤”声。
他咬着牙，心里却透着股劲——他帮了高站长，帮了那个“为老百姓办事”的干部，这比什么都值。
等他把凤凰车推到高存远家门口时，天己经黑透了。
雨小了点，他把车靠在墙根，又找了块塑料布盖在上面，才拖着几乎冻僵的身体往家走。
回到家时，他妈正站在门口张望，看见他像个泥猴似的回来，脚还在流血，赶紧拉着他进屋：“你这孩子，下这么大雨出去干啥？
脚怎么了？”
他妈赶紧找了块干净的布，蘸着温水，小心翼翼地给他擦脚。
伤口碰到水，杨小满疼得抽了口气。
“傻孩子，疼就说啊。”
他妈眼眶红了，又找了点草药，嚼碎了敷在他的伤口上，“这是你爹上山采的，治外伤管用。”
杨小满没说帮高存远推车的事，只是嘿嘿笑了笑：“没事，帮工地上的人搭了把手。”
那天夜里，他发了点低烧，他妈用酒给他擦了擦身子，又煮了碗姜汤。
他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却想着白天的事——高站长说“回头找你”，这话像颗种子，在他心里发了芽。
三天后的周末，杨再荣突然来找他，说晚上要请高存远和杨德海吃饭，让他帮忙打下手。
“师傅，我去合适吗？”
杨小满有点犹豫——高存远是干部，杨德海是队长，他一个记分员，凑上去算什么。
“让你去你就去，”杨再荣拍了拍他的肩，“正好让你学学怎么跟人打交道。”
杨小满心里一动，应了下来。
下午收工后，他没回工棚，而是跑到村后头的池塘边。
他知道杨再荣的老伴炖了老母鸡，但总觉得少了点硬菜。
池塘里的甲鱼多，他小时候常跟着爹来摸，现在正好派上用场。
他脱了鞋，踩进冰凉的水里，在泥里摸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摸到一只斤把重的甲鱼。
又用网兜捞了点小河虾，才提着东西往杨再荣家跑。
到了杨再荣家，师娘正在厨房里忙活，看见他手里的甲鱼，笑得眼睛都眯了：“小满这孩子，真是有心了！”
杨小满把东西递给师娘，搓着手说：“师傅，东西送到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会儿再来帮忙。”
“回什么回！”
杨再荣从屋里出来，拉住他，“晚上就在这儿吃，跟我们一块儿。”
“不行不行，”杨小满赶紧摆手，脸都红了，“高站长和德海叔是贵客，我一个年轻人，上桌不像话。
我就在旁边帮帮忙，听听你们说话就行。”
杨再荣知道他的性子，没再勉强，只是让师娘多留了碗饭。
傍晚时分，高存远和杨德海都来了。
高存远还特意带了瓶散装白酒，进门就问：“小满呢？
那天的事还没谢他呢！”
杨小满赶紧从角落里站起来，有点局促：“高站长，您太客气了，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高存远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胳膊：“好小子，实诚！”
他看见杨小满的脚，“脚好了吗？
那天看你光着脚，还在流血。”
杨小满脸一红：“早好了，小口子，不碍事。”
晚饭摆在堂屋里，白炽灯泡的光昏黄，却透着股热闹劲儿。
桌上的菜冒着热气，清炖老母鸡的香味飘满了屋子。
杨再荣、高存远、杨德海围坐在桌旁，杨小满搬了个小马扎，坐在门边，负责倒酒、添饭。
几杯酒下肚，气氛就热络起来。
杨德海先开了口，喝了口酒，砸着嘴说：“现在这日子，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
包产到户后，队里的人都各干各的，我这队长，说话都没人听了！”
杨再荣叹了口气，夹了口菜：“可不是嘛。
以前敲钟上工，记工分、分粮食，现在倒好，各家种各家的地，连工分都快成老黄历了。”
高存远放下酒杯，神色严肃起来：“二位说得没错，这是大势所趋。
中央要搞农村经济体制改革，人民公社那套，早晚要退出。
我们经管站现在忙得脚不沾地——以前是核算生产队的账，现在要管千家万户的承包合同、土地流转、还有那些新冒出来的专业户，全是新问题！”
他顿了顿，又喝了口酒：“县里刚给了我们两个正式编制名额，要招这两年高考落榜的回乡青年。
要求不高，年轻、有文化、踏实肯干，最重要的是，要会算账、懂政策。”
“正式编制？”
杨德海眼睛一亮，“那可是铁饭碗啊！
高站长，你这可是揣着金饭碗招人！”
高存远苦笑道：“金饭碗也得有人端得住。
现在的农村账，比以前复杂多了。
既要懂借贷记账，又要会算成本收益，还得能跟老百姓讲明白政策。
招人容易，招到合用的，难啊！”
杨小满坐在角落里，心脏“砰砰”地跳了起来。
高考落榜生！
正式编制！
乡经管站！
这几个词像惊雷一样在他耳边炸响，他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，才没让自己激动得站起来。
他偷偷抬眼，看向高存远——要是能进经管站，他就不用再跟土坷垃打交道了，就能靠自己的本事，活出个人样来。
就在这时，杨再荣开口了：“存远，你说的这条件，我看小满就挺合适。
他高中毕业，脑子活，做事又认真，在工地上记的账，比机器印的还整齐。”
杨德海也跟着点头：“老会计说得对！
小满这孩子，认死理，但交代给他的事，绝对错不了。
上次石锁想多报工分，被他拦了下来，硬是让石锁补了票才给记工分。”
高存远的目光落在杨小满身上，带着审视：“小满，你高中毕业了？”
“是，高站长，去年毕业的。”
杨小满的声音有点发颤。
“那数学怎么样？”
高存远问得首接。
杨小满的脸瞬间红了，像烧起来一样。
他低下头，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：“我……我高考数学才考了59分。”
这话一出，屋里瞬间安静了。
杨德海想帮着说点什么，却被高存远摆手拦住了。
杨再荣却开口了，语气平静却有力：“存远，分数不能代表一切。
小满这孩子，做事踏实，学东西快。
我教他算盘才半个月，现在己经能算简单的加减法了。
经管站的工作，要的是细心和责任心，这些小满都有。”
高存远沉吟了片刻，看着杨小满涨红的脸，又想起那天雨中他推着自行车、光着脚的身影——这孩子虽然数学不好，但有股子韧劲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实在。
“小满，”高存远的语气缓和了些，“你敢不敢试试？
报名参加招考。
考试内容主要是农村经济政策、会计实务、珠算，还有一篇应用文写作。”
杨小满猛地抬起头，眼睛亮得像燃着的火。
他站起身，因为动作太急，小马扎都倒了。
他攥紧了拳头，声音带着激动：“高站长，我敢！
我想试！
我一定好好准备！”
“好！”
高存远笑了，“有志气！
不过光有胆子不行，还得下苦功。
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，时间紧。”
他转向杨再荣：“再荣叔，实务这块就麻烦你多指点指点他。
政策方面，我明天找些材料给他。”
杨再荣立刻应道：“没问题！
小满，从明天起，下了工就来我这儿，晚上加练算盘和会计实务。”
杨小满的心里像灌了蜜，又像燃着一团火。
他对着高存远和杨再荣深深鞠了一躬：“谢谢高站长！
谢谢师傅！
我一定拼命学！”
酒席散后，杨小满帮着师娘收拾完碗筷，正准备走，杨再荣叫住了他。
老会计从里屋拿出两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旧书，递到他手里：“拿着，这是《会计学原理》和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》，都是我年轻时用的，你先看着。
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。”
杨小满接过书，沉甸甸的。
他翻开牛皮纸封面，里面的书页己经泛黄，边缘磨得发毛，上面还留着杨再荣年轻时的批注，用红笔写的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依旧能看出认真。
比如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》里，有一页写着“记农户账，要像记自家账一样，不能马虎”，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对勾。
“师傅，谢谢您。”
杨小满的声音有点哽咽。
“谢什么，”杨再荣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好好学，别辜负了机会。”
杨小满抱着书，几乎是跑着回了家。
夜里的风很凉，却吹不散他心里的热乎劲。
他回到自己的小屋，点亮煤油灯，把书放在桌上。
昏黄的灯光下，那两本书像两块敲门砖，敲开了他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
他翻开《会计学原理》的第一页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“会计者，天下之公器也，不可不慎。”
这行字像一道光，照进了他的心里。
他挺首了腰背，像在工地上盯着记分簿那样，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。
煤油灯芯“噼啪”作响，映着他专注的侧脸，连窗外的虫鸣都仿佛轻了几分。
书页上的“借贷记账法会计恒等式”像一道道关卡，杨小满啃得艰难。
他把不懂的术语抄在小本子上，遇到“资产=负债+所有者权益”这样绕口的公式，就反复念，念到舌头打结，再对着油灯琢磨——比如家里的土坯房是资产，欠邻居的粮食是负债，剩下的那点存粮就是权益，这么一换算，倒也慢慢摸清了门道。
有天晚上，他学到“固定资产折旧”，没看懂，就冒着夜色跑到杨再荣家。
杨再荣己经睡了，听见敲门声，赶紧起来开门：“小满，这么晚了，有事？”
“师傅，我没看懂‘固定资产折旧’，您能给我讲讲吗？”
杨小满举着书，眼里满是急切。
杨再荣赶紧把他让进屋，倒了杯热水：“别急，我给你讲。
比如队里的拖拉机，买的时候值五千块，能用十年，每年就折旧五百块，这就是固定资产折旧。”
杨小满恍然大悟：“我懂了！
就像家里的锄头，用坏了，每年耗损一点，最后就不能用了。”
杨再荣笑了：“对，就是这个理。
你这孩子，一点就透。”
从那以后，杨小满更拼了。
每天下工后，先往杨再荣家跑，学实务、练算盘，回到家再啃政策书，常常学到后半夜。
油灯的灯芯换了一根又一根，他的小本子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手指上的茧子也越来越厚。
他的姐姐杨招弟看在眼里，嘴上没说什么，却偷偷给他缝了个新书包，里面放了两个煮鸡蛋：“别给咱家丢脸。”
杨小满接过书包，心里暖暖的——他知道，姐姐嘴上厉害，心里却疼他。
离考试还有十天时，高存远特意把杨小满叫到乡里，给了他一套往年的考题。
“你先做做，看看哪里不行，我再给你补。”
杨小满拿着考题，心里既紧张又激动。
他回到工棚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，把题做完了。
会计实务和珠算没什么大问题，可政策题错了不少，应用文写作也写得干巴巴的——他知道政策条文，却不知道怎么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写出来。
第二天，他拿着试卷去找高存远。
高存远看了看，指着错题说：“这些政策题，不能死记硬背，要结合实际。
比如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’，你得想着村里的情况，要是有人想把地流转给种粮大户，该怎么签合同，要注意什么，这样记才记得牢。”
说着，高存远从抽屉里拿出几份真实的承包合同：“你看看这些，都是村里报上来的，多琢磨琢磨，应用文写作就有东西写了。”
杨小满接过合同，像捧着宝贝。
他把合同带回家，逐字逐句地看，还跑去问杨再荣：“师傅，这份合同里的‘流转期限’为什么不能超过三十年？”
“这个‘租金支付方式’，为什么要写‘每年秋收后支付’？”
杨再荣耐心地给他解释：“土地承包期是三十年，流转期限当然不能超。
秋收后支付租金，是因为农户要靠秋收的粮食换钱，这样才不会耽误他们过日子。”
杨小满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，再写应用文时，果然顺畅多了。
他写的《关于石井乡土地流转的建议》，里面提到了“尊重农户意愿保障租金按时支付”，还举了村里王大爷流转土地的例子，高存远看了，笑着说：“这才像话，接地气，老百姓能看懂。”
考试前一天，杨再荣把杨小满叫到家里，给他煮了碗鸡蛋面。
“明天考试，别紧张，就像平时练的那样就行。”
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，递给杨小满，“这里面是二十块钱，你明天去乡里考试，中午买碗热饭吃。”
杨小满赶紧推辞：“师傅，我有钱，您别给我。”
“拿着，”杨再荣把布包塞到他手里，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
你要是考上了，就是咱们杨家村第一个在乡里当干部的，给咱们村争光。”
杨小满攥着布包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那二十块钱，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，够买半袋粮食了。
他知道，师傅是真心盼着他好。
考试那天，天刚亮，杨小满就起来了。
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把准考证、铅笔、算盘仔细收好，又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——镜子是母亲陪嫁的，边缘都掉漆了，却能照出他眼里的光。
他妈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：“路上吃，别饿着。”
家里平时都吃玉米面馒头，白面馒头只有过年才吃。
杨小满接过馒头，咬了一口，眼泪差点掉下来——这是母亲的心意，也是全家的期望。
他骑着那辆“三八大杠”，往乡里赶。
路上的风很轻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他想起高考落榜那天的绝望，想起在河工地上的日子，想起师傅教他算盘的夜晚，想起高站长在雨中的嘱托……他攥紧了车把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考上！
乡中学的考场外，己经来了不少人。
大多是和他一样的高考落榜生，有的背着书包，有的手里拿着书，都在紧张地复习。
杨小满找了个角落，拿出小本子，再看一遍重点。
“杨小满？”
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他回头一看，是石锁。
石锁手里拿着本《珠算入门》，笑着说：“没想到你也来考了。”
“你也来了？”
杨小满有点惊讶。
“可不是嘛，”石锁挠了挠头，“我爹说，要是能考上经管站，就不用跟土坷垃较劲了。
不过我没你厉害，算盘算得没你快，政策也没你懂。”
杨小满笑了：“别这么说，咱们一起加油。”
考试铃响了，杨小满走进考场。
教室里摆着几十张课桌，每个桌上都贴着准考证号。
他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坐下，把算盘放在桌上——这是杨再荣给的旧算盘，上面的“认真”二字，仿佛在给他鼓劲。
监考老师走进来，宣布了考试规则，然后开始发卷。
第一科考的是农村经济政策。
杨小满拿到试卷，先浏览了一遍，大部分题都是他复习过的。
他拿起笔，认真地答题，遇到不确定的题，就想起高存远说的“结合实际”，慢慢琢磨。
比如有道题问“包产到户的意义”，他不仅写了政策条文，还写了村里李叔家包产到户后，粮食产量翻了一倍，盖了新房的例子。
第二科考的是珠算。
监考老师报出数字，考生们开始拨珠。
“325加478，减196，加257……”杨小满的手指在算珠上翻飞，动作快而准，没一会儿就算出了结果。
他抬头看了看周围，有人还在皱着眉拨珠，心里悄悄松了口气——这都是平时练出来的。
最后一科是会计实务和应用文写作。
会计实务题是算一家农户的收支账，杨小满很熟练，很快就做完了。
应用文写作是写一篇《关于规范农村专业户记账的通知》，他想起高存远给的合同，结合村里的情况，写得条理清晰，还加了“每月底核对账目定期培训记账方法”这样的具体建议。
考试结束铃响时，杨小满放下笔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他看着试卷，心里很踏实——他尽力了。
走出考场，高存远正在门口等他。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“还行，”杨小满笑着说，“大部分题都会。”
“那就好，”高存远拍了拍他的肩，“回去等消息吧，大概一周后出结果。”
杨小满回到河工地，继续当他的记分员。
可他的心，却不像以前那样平静了。
他每天都在盼着消息，吃饭时想，睡觉时想，连记工分时都忍不住走神。
杨再荣看出了他的心思，笑着说：“别着急，是你的跑不了。”
终于，在第七天早上，高存远骑着凤凰车，来到了河工地。
杨小满正在给工人发工票，看见高存远，手里的工票差点掉在地上。
他赶紧跑过去：“高站长，结果出来了？”
高存远笑着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：“你考上了！
第一名！”
杨小满接过纸，上面写着“石井乡经管站招考录取名单”，第一个名字就是“杨小满”，后面写着“总分89分，排名第一”。
他看着那张纸，手都在抖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——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，这是他逆袭的开始。
“太好了！
太好了！”
杨再荣也赶了过来，看着名单，笑得合不拢嘴。
工人们也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说：“小满，你真行！”
“以后就是干部了！”
石锁拍着他的肩：“我就知道你能考上！”
杨小满擦了擦眼泪，看着高存远，看着杨再荣，看着周围的工人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
他知道，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——从村记分员到乡经管站干部，他的路，终于走宽了。
那天晚上，杨家村放起了鞭炮。
杨再兴买了瓶白酒，拉着杨再荣、高存远、杨德海到家里吃饭。
他妈炖了鸡，煮了鱼，还做了杨小满最爱吃的鸡蛋羹。
饭桌上，杨再兴端着酒杯，激动得手都在抖：“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！
我家小满，终于有出息了！”
高存远笑着说：“再兴哥，这是小满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以后在经管站，还得好好干，为老百姓多办事。”
杨小满端起酒杯，对着高存远和杨再荣，郑重地说：“高站长，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你们的期望！”
窗外的月光洒进来，照亮了桌上的饭菜，也照亮了杨小满年轻而坚定的脸。
他知道，从明天起，他就要告别河工地，告别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记分簿，去乡里开启新的生活。
但他永远不会忘记，是河工地上的“死心眼”，是师傅的教导，是高站长的信任，让他从泥泞里，一步步走了出来。
他的逆袭之路，才刚刚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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