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的浮华被关在身后，取而代之的是楼道里消毒水混合着陈旧纸张的味道，以及空气中无形的、紧绷的弦。
关于秦川那个“疯狂”想法的流言，像雨季的霉菌，早己在不通风的办公室里悄悄滋生。
有人嗤之以鼻，有人冷眼旁观，少数几个年轻人眼中闪着光，但更多的是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。
改革的口号年年有，最终大多雷声大，雨点小，最后湮灭在文山会海和人事纠葛里。
战略会议被安排在最大的那间会议室。
椭圆形的长桌漆面斑驳，周围坐满了人：频道各部门的头头脑脑，台里分管内容的副台长，还有几个德高望重却观念滞后的老顾问。
空气污浊，烟雾与茶汽缭绕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不同的表情，像一幅微缩的官场现形图。
秦川和夏晚坐在靠门的位置，像是等待被质询的考生。
夏晚紧张地摩挲着笔记本的边缘，秦川则面无表情，目光落在长桌尽头那个空着的主位——那是李振邦的位置。
李振邦是最后一个进来的。
他依旧穿着那件旧夹克，手里拿着那个标志性的搪瓷缸，步伐沉稳。
他没有立刻坐下，而是走到窗前，“哗啦”一声，用力推开了紧闭的窗户。
一股带着凉意的、属于北方秋天的风吹了进来，搅动了满室的沉闷。
他转过身，目光缓缓扫过全场，没有寒暄，首接切入主题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。
“上海的会，大家都知道了。
电视剧，我们买不起了。”
他顿了顿，让这个残酷的事实像冰块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，“这不是暂时的困难，这是传统电视商业模式的丧钟。”
台下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。
一个老顾问扶了扶眼镜，欲言又止。
“有人说，要节流，砍节目，降成本。”
李振邦话锋一转，“我说，这是等死！
当一个人开始靠出卖血液和器官来维持生命时，他离死亡就不远了。”
他的比喻辛辣而精准，让几个主张“保守疗法”的中层低下了头。
“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？”
他自问自答，走到长桌前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像一头即将发起攻击的猎豹，“不在天上，不在上海，就在我们脚下，在这座西京城里，在几百万市民的锅碗瓢盆、喜怒哀乐里！”
他开始系统地阐述他的“开放式内容平台”战略。
没有华丽的PPT，没有堆砌的术语，只有清晰的逻辑和一个个生动的比喻。
“我们过去是什么？
是水坝！”
他抬手比划着，“我们把上游（制作方）来的水（内容）拦住，然后开闸放给下游（观众）。
现在，上游水贵得我们用不起了，下游也快渴死了。
怎么办？”
他目光炯炯：“我们要把水坝，变成运河系统！
我们不再做那个吃力不讨好的拦水者，我们要做开凿运河、制定航运规则、收取管理费的人！”
“这条运河，就是对全社会开放的‘三秦都市内容平台’。”
他的话语带着一种布道者的热情和笃定，“我们要向社会征集剧本，征集演员，征集制作团队。
让那些藏在市井里的编剧、怀才不遇的导演、有表演欲的普通人，都到我们这条运河上来跑船！
我们提供航道（播出渠道），设立灯塔（评审标准），规定船速和载重（播出要求和时长），然后，根据每条船的货运量（收视率）来结算费用！”
台下鸦雀无声。
这个蓝图过于大胆，过于颠覆，让习惯了旧有轨道运行的人们感到一阵眩晕和不适。
“这……这不是把电视台搞成菜市场了吗？”
一位老同志终于忍不住，低声嘟囔了一句，声音不大，但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。
李振邦听到了，他没有生气，反而笑了。
“说得好！
就是菜市场！”
他接过话头，语气铿锵，“但我们要做的，不是一个脏乱差的野路子菜市场，而是一个管理规范、品类齐全、质优价廉的‘内容超级市场’！
老百姓在这里，能买到最新鲜、最对口的精神食粮！
而那些有本事的‘菜农’和‘摊贩’，能在我们这里赚到钱，实现价值！”
他看向秦川：“秦川，你来说说，这个‘超市’具体的运营模型。”
秦川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。
他走到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白板前，拿起马克笔。
他没有重复李振邦诗意的比喻，而是用最简洁的线条和公式，勾勒出“制播分离+收视对赌”的商业模型。
如何征集，如何评审，如何定价，如何对赌，风险如何控制，利益如何分配……他讲得条分缕析，逻辑严密，像在解一道复杂的数学题。
数字和模型，有时比口号更有力量。
当冰冷的商业逻辑支撑起李振邦火热的战略构想时，台下一些原本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凝重和认真。
当然，质疑不会消失。
“社会团队水平参差不齐，政治安全如何保障？”
“收视率对赌，万一我们赌输了怎么办？
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谁负？”
“台里原有的制作团队怎么办？
他们的利益如何安置？”
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打来。
秦川逐一解答，语气冷静，数据扎实。
李振邦则在一旁适时地补充，用更高的视角和更广的格局化解那些涉及方向和责任的刁难。
“风险？”
李振邦打断一个关于责任的追问，“什么都不做，等着频道关门大吉，才是最大的风险，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！
至于原有的团队，要么上船，成为我们运河上的‘旗舰船队’，要么……就看着千帆竞渡吧。”
他的话带着一丝冷酷的决绝。
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。
副台长一首眯着眼睛听着，手指无声地敲击着桌面。
夏晚坐在角落里，飞快地记录着。
她看着李振邦，他站在哪里，仿佛光就在哪里。
他不仅是在描绘一个蓝图，更是在进行一场思想的启蒙，试图将一种全新的生存逻辑，强行注入这个略显僵化的躯体。
她又看看秦川，他像一名精准的工程师，将蓝图分解为一个个可执行的零部件。
这一脑一魂的配合，让她看到了某种冲破藩篱的希望。
会议的最后，副台长清了清嗓子，做了总结性发言，措辞谨慎，但基调是支持的。
“振邦同志的思路，很有启发性。
秦川同志的方案，也做了大量思考。
可以先……试一试嘛。
搞一个项目，摸索经验。
台里会给予必要的支持。”
没有全盘肯定，但打开了那道缝隙。
散会后，人群陆续离去。
李振邦叫住秦川和夏晚，走到窗边。
楼下，八里村的灯火次第亮起，勾勒出生活的轮廓。
“战略批了，”李振邦看着窗外，喝了一口浓茶，“虽然是带着镣铐的批准。
接下来，是最难的部分：把纸上的蓝图，变成地上的砖石。”
他把一份盖着红头印章的批复文件递给秦川，目光沉静而有力。
“这个项目，我就全权交给你了。”
“别让我失望。”
“也别让楼下那些等着我们‘运河’开工吃饭的人，失望。”
秦川接过那份薄薄却重若千钧的文件，点了点头。
窗外的灯火，此刻在他眼中，不再是遥远的风景，而是他必须去回应、去照亮的万千人生。
（第三章 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