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的广西博白镇，盛夏的阳光把甘蔗林晒得泛出油光，镇东头陆家的土坯房里，李桂兰咬着牙生下了个男娃。
陆建国当时正在镇上的榨糖厂帮工，听到接生婆喊“是个壮实的小子”，手里的铁锹“当啷”砸在地上，赤着脚就往家跑——这是陆家盼了五年的独苗，他连夜把榨糖厂老板送的那袋粗糖拆开，给街坊们挨家挨户分了半瓢，嘴里反复念叨“我有儿子了”。
陆歌长到三岁，就显露出了“混世魔王”的本色。
博白镇就一条青石板老街，从南头的老榕树到北头的榨糖厂，没有他没闯过的祸。
西岁那年春天，他爬树掏鸟窝，把王木匠家的房檐踩塌了一块，李桂兰拿着鸡毛掸子追了他三条街，最后还是王木匠笑着说“娃皮实，是个好料子”才作罢；六岁夏天，他偷偷摸进镇口的池塘摸鱼，结果脚滑掉进水里，被路过的张大爷捞上来时，怀里还揣着两条半斤重的鲫鱼，吓得李桂兰抱着他哭了半天；八岁秋天，他领着一群半大孩子偷摘李大爷果园的杨桃，被李大爷拿着竹竿追得绕着镇政府跑了三圈，最后躲进榨糖厂的草垛里，首到天黑才敢出来。
上学成了陆歌最头疼的事。
一年级第一节课，他就把语文课本折成纸飞机，在教室里飞得满屋顶都是，班主任气得让他站在讲台旁罚站，他却对着台下的同学做鬼脸；二年级时，同桌说他画在课本上的吉他像“缺了腿的板凳”，他当场就把同桌的橡皮扔出了窗外，两人在教室里扭打在一起，最后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训话；三年级更离谱，上课铃响了，他还蹲在操场角落跟流浪狗分享偷来的红薯，校长捏着他的耳朵往办公室拽时，他梗着脖子喊“我画的吉他比你讲的课有意思”。
真正让陆歌被退学的，是五年级的“晨会风波”。
那天周一，全校师生站在土操场上开晨会，校长站在临时搭的木台上，拿着扩音喇叭讲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，陆歌在队伍后面，用树枝敲着石头，哼着自己编的调子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引得周围同学都跟着晃脑袋。
校长气得脸通红，走下台揪着他的耳朵往办公室拽，他挣扎着喊“我唱得比你讲得好听”，这句话彻底浇灭了校长最后的耐心。
办公室里，校长指着墙上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，问他“你知道错了吗”。
陆歌盯着奖状上的红五星，小声却倔强地说“我没错，我就是喜欢唱歌”。
校长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退学通知书，递给匆匆赶来的陆建国：“这娃心不在读书上，强留着也没用，你们还是另想办法吧。”
陆建国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手都在抖，却没骂陆歌一句。
回家的路上，父子俩走在铺满甘蔗叶的小路上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陆歌小声说“爹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我想唱歌”，陆建国沉默了半天，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，摸出根烟点燃，说“唱吧，只要你以后不后悔”。
从那以后，陆歌成了博白镇的“自由人”。
每天揣着个捡来的破口琴，在街上游荡，看到什么就唱什么。
他唱榨糖厂的机器“轰隆隆”转，唱卖糖水的阿婆“甜滋滋”笑，唱山间的溪水“哗啦啦”流。
有次镇上赶集，他站在卖菜的摊子前，对着一筐青菜唱了半天，把买菜的老太太都逗乐了，硬塞给他一把菠菜，说“娃唱得好，拿回去给你妈做汤”。
十三岁那年，陆歌在镇西头的废品站，淘到了一把断了弦的木吉他。
琴身裂了道缝，弦也只剩两根，琴头的旋钮还少了一个，可他像捡到宝一样，抱着吉他一路跑回家，连晚饭都顾不上吃。
陆建国看他喜欢，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攒了半个月的零钱，骑自行车去三十公里外的县城，在乐器店买了一套新弦和一瓶胶水。
陆歌自己琢磨着修吉他，胶水粘到手上，撕下来时连皮都掉了，也没喊一声疼；弦安错了好几次，手指被弦勒出红印，他就对着太阳晒热的石头敷一敷，接着再试。
修好吉他的那天傍晚，陆歌抱着吉他坐在自家门槛上，对着西边的晚霞，第一次弹响了完整的旋律。
虽然只是简单的单音，却让路过的邻居都停下了脚步。
李桂兰端着饭碗出来，看着儿子认真的侧脸，眼眶突然就红了——她以前总担心儿子不读书没出息，可此刻看着儿子眼里的光，她突然觉得，或许唱歌，真的能让这孩子走出不一样的路。
从那以后，博白镇的人每天都能听到陆歌的歌声。
天不亮，他就抱着吉他去镇东头的山顶，对着山谷唱歌，回声把鸟儿都惊得飞起来；中午，他坐在老榕树下，给乘凉的老人唱自编的小调；傍晚，他在榨糖厂门口，跟着机器的节奏弹吉他，连厂里的工人都愿意多留一会儿，听他唱完再回家。
有人说“陆家娃不读书可惜了”，也有人说“这娃唱歌有天赋，以后说不定能成气候”，陆歌都不在意，他只知道，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，心里是最踏实的。
1999年的夏天，陆歌十七岁。
博白镇下了场罕见的暴雨，山间的小路被冲垮了，镇上的甘蔗运不出去，陆建国蹲在门槛上抽了三天烟，眉头就没松开过。
陆歌看着爹愁容满面的样子，抱着吉他坐在院子里，慢慢哼出了一段旋律，接着又填上词：“雨下得大呀，路也垮了呀，阿爹的烟袋，还没点着呀；甘蔗甜呀，运不出去呀，我的吉他，陪我等呀……”那天晚上，陆建国听完儿子唱的歌，把烟盒捏得变形，突然说“歌啊，你去广州吧”。
陆歌愣了一下，没反应过来。
陆建国接着说“你妈跟我商量了，你在镇上待着没前途，广州是大城市，说不定能让你唱出名堂”。
他从床底下拖出个旧木箱，拿出一沓用手绢包着的钱，里面有零钱，也有整钞，加起来一共两百三十八块五毛。
“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你拿着，路上用。”
陆歌看着那沓钱，鼻子突然就酸了。
他知道，这钱是爹妈的血汗钱，是卖甘蔗、卖稻谷一点点攒下来的。
“爹，我……”他刚想说什么，陆建国就打断他：“别多说了，明天我送你去车站。
记住，到了广州，好好唱歌，也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陆建国就骑着自行车，载着陆歌去镇上的车站。
自行车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，陆歌抱着吉他，靠在爹的背上，闻着爹身上的汗味和泥土味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
到了车站，陆建国把钱塞到他手里，反复叮嘱“别跟陌生人走，别乱花钱，记得给家里写信”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陆歌趴在窗户上，看着爹越来越小的身影，突然大声喊“爹，我一定会唱出名堂的”。
陆建国站在站台上，挥着手，首到火车看不见了，才慢慢转过身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
火车一路向南，穿过一片片甘蔗林，穿过一条条小河。
陆歌抱着吉他，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
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里站稳脚跟，可他知道，只要能抱着吉他唱歌，他就不怕。
十几个小时后，火车抵达广州站。
陆歌跟着人流走出车站，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，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他站在广场上，抱着吉他，深吸了一口气——广州，我陆歌来了。
从今天起，我要在这里，用我的吉他，唱我的歌。
陆建国当时正在镇上的榨糖厂帮工，听到接生婆喊“是个壮实的小子”，手里的铁锹“当啷”砸在地上，赤着脚就往家跑——这是陆家盼了五年的独苗，他连夜把榨糖厂老板送的那袋粗糖拆开，给街坊们挨家挨户分了半瓢，嘴里反复念叨“我有儿子了”。
陆歌长到三岁，就显露出了“混世魔王”的本色。
博白镇就一条青石板老街，从南头的老榕树到北头的榨糖厂，没有他没闯过的祸。
西岁那年春天，他爬树掏鸟窝，把王木匠家的房檐踩塌了一块，李桂兰拿着鸡毛掸子追了他三条街，最后还是王木匠笑着说“娃皮实，是个好料子”才作罢；六岁夏天，他偷偷摸进镇口的池塘摸鱼，结果脚滑掉进水里，被路过的张大爷捞上来时，怀里还揣着两条半斤重的鲫鱼，吓得李桂兰抱着他哭了半天；八岁秋天，他领着一群半大孩子偷摘李大爷果园的杨桃，被李大爷拿着竹竿追得绕着镇政府跑了三圈，最后躲进榨糖厂的草垛里，首到天黑才敢出来。
上学成了陆歌最头疼的事。
一年级第一节课，他就把语文课本折成纸飞机，在教室里飞得满屋顶都是，班主任气得让他站在讲台旁罚站，他却对着台下的同学做鬼脸；二年级时，同桌说他画在课本上的吉他像“缺了腿的板凳”，他当场就把同桌的橡皮扔出了窗外，两人在教室里扭打在一起，最后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训话；三年级更离谱，上课铃响了，他还蹲在操场角落跟流浪狗分享偷来的红薯，校长捏着他的耳朵往办公室拽时，他梗着脖子喊“我画的吉他比你讲的课有意思”。
真正让陆歌被退学的，是五年级的“晨会风波”。
那天周一，全校师生站在土操场上开晨会，校长站在临时搭的木台上，拿着扩音喇叭讲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，陆歌在队伍后面，用树枝敲着石头，哼着自己编的调子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引得周围同学都跟着晃脑袋。
校长气得脸通红，走下台揪着他的耳朵往办公室拽，他挣扎着喊“我唱得比你讲得好听”，这句话彻底浇灭了校长最后的耐心。
办公室里，校长指着墙上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，问他“你知道错了吗”。
陆歌盯着奖状上的红五星，小声却倔强地说“我没错，我就是喜欢唱歌”。
校长叹了口气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退学通知书，递给匆匆赶来的陆建国：“这娃心不在读书上，强留着也没用，你们还是另想办法吧。”
陆建国捏着那张薄薄的纸，手都在抖，却没骂陆歌一句。
回家的路上，父子俩走在铺满甘蔗叶的小路上，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陆歌小声说“爹，我不想上学了，我想唱歌”，陆建国沉默了半天，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烟盒，摸出根烟点燃，说“唱吧，只要你以后不后悔”。
从那以后，陆歌成了博白镇的“自由人”。
每天揣着个捡来的破口琴，在街上游荡，看到什么就唱什么。
他唱榨糖厂的机器“轰隆隆”转，唱卖糖水的阿婆“甜滋滋”笑，唱山间的溪水“哗啦啦”流。
有次镇上赶集，他站在卖菜的摊子前，对着一筐青菜唱了半天，把买菜的老太太都逗乐了，硬塞给他一把菠菜，说“娃唱得好，拿回去给你妈做汤”。
十三岁那年，陆歌在镇西头的废品站，淘到了一把断了弦的木吉他。
琴身裂了道缝，弦也只剩两根，琴头的旋钮还少了一个，可他像捡到宝一样，抱着吉他一路跑回家，连晚饭都顾不上吃。
陆建国看他喜欢，第二天一早就揣着攒了半个月的零钱，骑自行车去三十公里外的县城，在乐器店买了一套新弦和一瓶胶水。
陆歌自己琢磨着修吉他，胶水粘到手上，撕下来时连皮都掉了，也没喊一声疼；弦安错了好几次，手指被弦勒出红印，他就对着太阳晒热的石头敷一敷，接着再试。
修好吉他的那天傍晚，陆歌抱着吉他坐在自家门槛上，对着西边的晚霞，第一次弹响了完整的旋律。
虽然只是简单的单音，却让路过的邻居都停下了脚步。
李桂兰端着饭碗出来，看着儿子认真的侧脸，眼眶突然就红了——她以前总担心儿子不读书没出息，可此刻看着儿子眼里的光，她突然觉得，或许唱歌，真的能让这孩子走出不一样的路。
从那以后，博白镇的人每天都能听到陆歌的歌声。
天不亮，他就抱着吉他去镇东头的山顶，对着山谷唱歌，回声把鸟儿都惊得飞起来；中午，他坐在老榕树下，给乘凉的老人唱自编的小调；傍晚，他在榨糖厂门口，跟着机器的节奏弹吉他，连厂里的工人都愿意多留一会儿，听他唱完再回家。
有人说“陆家娃不读书可惜了”，也有人说“这娃唱歌有天赋，以后说不定能成气候”，陆歌都不在意，他只知道，抱着吉他唱歌的时候，心里是最踏实的。
1999年的夏天，陆歌十七岁。
博白镇下了场罕见的暴雨，山间的小路被冲垮了，镇上的甘蔗运不出去，陆建国蹲在门槛上抽了三天烟，眉头就没松开过。
陆歌看着爹愁容满面的样子，抱着吉他坐在院子里，慢慢哼出了一段旋律，接着又填上词：“雨下得大呀，路也垮了呀，阿爹的烟袋，还没点着呀；甘蔗甜呀，运不出去呀，我的吉他，陪我等呀……”那天晚上，陆建国听完儿子唱的歌，把烟盒捏得变形，突然说“歌啊，你去广州吧”。
陆歌愣了一下，没反应过来。
陆建国接着说“你妈跟我商量了，你在镇上待着没前途，广州是大城市，说不定能让你唱出名堂”。
他从床底下拖出个旧木箱，拿出一沓用手绢包着的钱，里面有零钱，也有整钞，加起来一共两百三十八块五毛。
“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，你拿着，路上用。”
陆歌看着那沓钱，鼻子突然就酸了。
他知道，这钱是爹妈的血汗钱，是卖甘蔗、卖稻谷一点点攒下来的。
“爹，我……”他刚想说什么，陆建国就打断他：“别多说了，明天我送你去车站。
记住，到了广州，好好唱歌，也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陆建国就骑着自行车，载着陆歌去镇上的车站。
自行车在泥泞的小路上颠簸，陆歌抱着吉他，靠在爹的背上，闻着爹身上的汗味和泥土味，眼泪忍不住掉下来。
到了车站，陆建国把钱塞到他手里，反复叮嘱“别跟陌生人走，别乱花钱，记得给家里写信”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陆歌趴在窗户上，看着爹越来越小的身影，突然大声喊“爹，我一定会唱出名堂的”。
陆建国站在站台上，挥着手，首到火车看不见了，才慢慢转过身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
火车一路向南，穿过一片片甘蔗林，穿过一条条小河。
陆歌抱着吉他，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
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子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那里站稳脚跟，可他知道，只要能抱着吉他唱歌，他就不怕。
十几个小时后，火车抵达广州站。
陆歌跟着人流走出车站，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，看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一时有些不知所措。
他站在广场上，抱着吉他，深吸了一口气——广州，我陆歌来了。
从今天起，我要在这里，用我的吉他，唱我的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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