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十一月的工地总有一种压抑感。那天是周二，早上七点三十五分，天刚蒙蒙亮，

冷风夹着混凝土的灰尘在空旷的场地上打着旋儿。工地大门口的考勤机旁，

工人们排着队刷卡，脚下的泥水溅在裤脚上，冒着白气的呼吸像一团团散不尽的雾。

我站在临时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场内塔吊缓慢旋转，钢缆吊着一捆钢筋，晃得人心里发紧。

手机闹钟在口袋里震动，我按掉，心里默数着时间——距离安全巡查还有二十五分钟。

巡查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，也是我少有能掌握主动的环节。作为项目部的安全员，

我每天要走完五个指定检查点，把发现的问题记录下来，交到主管手里。可过去几个月，

记录表上的问题越来越多，真正得到整改的却越来越少。我扣好外套的扣子，

拿起对讲机和记录本，出门时碰到正在搬砖的老李。他弯着腰，

额头的汗在冷风中结了薄薄一层白霜。“灯还坏着呢？”我问。“坏了三天了，没人修。

”老李抬了抬下巴，指向西南角的作业区，“晚上跟摸黑干差不多。”我皱了皱眉，

这事我昨天已经填进报告，可主管签完字就把单子压在桌角，连维修工都没叫。八点整，

我到达第一个检查点。地面潮湿，钢筋堆得比人还高，护栏松垮垮地靠在一边。

刚拍了几张照片，对讲机里传来主管的声音，让我立刻到会议室。“先回来一趟，有事。

”他的语气透着不容置疑的意味。会议室在二楼，推开门时，

里面坐着主管、副总和两名陌生的中年男人。桌上摆着一叠厚厚的文件，最上面那份，

是事故简报。“下周交工的辅楼，昨晚有人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骨折。”副总开门见山，

“现在你去那边看一眼，把灯坏的事记下来，但不要写进正式报告。”我一愣，“为什么？

”“因为这是施工队自己的疏忽，不是我们项目部的问题。”副总合上文件夹，

语气像在陈述一条不容争辩的事实，“你懂的，交工在即，不要节外生枝。”那一刻，

会议室的空气似乎凝固了。窗外的阳光照在桌上的玻璃水杯上，映出一片刺眼的亮斑，

我的手心渗出冷汗。灯坏的事如果被忽略，责任就会被推得干干净净，

摔下去的人也只能算倒霉。可按照安全条例，这种情况必须如实记录。“你先去现场，

照我说的做。”副总看着我，眼神带着一丝警告意味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

只是低头收起记录本，转身下楼。楼梯间的灯泡闪了几下，又暗了下去。

工地西南角的灯架依旧瘫在一边，电线***在潮湿的地面上。几名工人蹲在阴影里绑钢筋，

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在空旷处显得格外刺耳。摔下去的地方已经用警戒带围了起来，

脚手架的一节横杆歪斜着，像是在无声诉说着昨晚发生的事。老李看到我过来，

放下手里的活，低声说：“昨天那小伙子年纪不大，才来半个月。灯坏成这样，晚上看不清，

踩空了。”我在昏暗处拍了几张照片，确认时间和位置，随后把相机塞进外套里。

风里带着凉意，吹得人脖子发紧。回到办公室时，主管正和副总低声交谈，见我进来，

主管接过我的记录本，翻了两页，把那几行字划掉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今天的检查，

就这样吧。”我把相机放进抽屉，坐下来的时候，手里那支笔差点没握稳。

窗外的工地噪音此起彼伏，可在我耳朵里却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棉，闷得心慌。临近中午，

法务部的小杨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听证会的时间确定了——下个月三号，上午九点。

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干脆：“他们的理由是你在上次事故中存在失职行为，所以解雇合理。

你有准备好证据吗？”我望向抽屉里那台相机，屏幕还停留在刚才的照片上。

灯光不足、***的电线、歪斜的横杆，一切都安静地躺在那块小小的液晶屏里，

像一组无声的控诉。“有。”我对着电话另一端说，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平稳，

“我会准备好的。”阳光从百叶窗缝里落在桌面上，切成一条条斜斑，

映在那份被划掉的记录单上，黑色的字迹依稀可见。我伸手按住那张纸，

指尖感到纸张的纹理有些粗糙，像是提醒我，这事远没结束。而在楼下，工地的风更大了，

卷着灰尘从空旷处吹过，像是把某种无形的暗涌推向前方，不可逆转。

第二章听证会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空气里的寒意也像是在提醒我，时间不多了。

那天早上七点半，我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，手里攥着一叠打印好的照片和几份证人证言，

车窗上蒙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指尖在玻璃上划过，会留下短暂的痕迹，又很快被冷风抹平。

到站时，工友老李已经在路口等我。他戴着一顶旧棉帽，帽檐下的眼神躲闪，

像是怕被人认出来。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语气压得很低：“这是那晚的监控备份，

我朋友从值班室拷出来的，你得收好。”我接过信封，

能感觉到里面硬邦邦的光盘边角硌着手心。信封外沿沾着一点灰，像是匆忙中蹭到的。

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多问，只是把它塞进背包最里面的夹层。我们并排走在巷子里，

早市的蒸汽和油烟混在一起，暖气片的铁锈味从楼道口飘出来。老李忽然停下脚步，

低声说：“那小伙子还在医院，手术费家里凑不齐，施工队意思是‘出了事就算赔偿’，

可要按他们的算法，根本不够后续治疗。”我没说话，

脑子里闪过的是主管那天在会议室的表情——那种不容置疑的平静，

像是在处理一个无关紧要的数字，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体。中午回到租住的小屋，

我反复看着那段监控。画面里的工地昏黄一片，灯光不足，阴影吞掉了大半细节。

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小伙子踩上横杆的那一刻，脚下那节杆轻轻晃动，

然后人影就像被什么抽走一样，迅速坠下去。整个过程不到两秒。我把视频截成关键帧，

又把照片、证言和之前的检查记录按时间顺序整理在一个文件夹里。桌上的钟指向下午三点，

我给法务部的小杨发去消息：“证据整理完毕。”几分钟后，她回了一个简单的“好”，

然后补了一句：“到时候会有人质疑证据的合法性，你要做好准备。”晚上，

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，对方的声音带着些许不耐烦：“你是安全员？

劝你别在听证会上乱说，不然以后这个圈子，你也混不下去。”我没有挂断，任由对方说完，

最后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谢谢提醒。”挂掉电话的那一刻，

我甚至感到有些奇怪的平静——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听惯了这种带威胁意味的语气。

第二天一早，法务约我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见面。她推来一杯热拿铁，

说：“他们很可能会请一个有经验的代理人，来质疑你报告中的因果关系。比如，

灯坏不一定直接导致摔落，可能是操作不当。”我盯着杯口升起的白雾，心里清楚，

这种质疑在程序上很常见，但若没人反驳，就会成为既成事实。“所以你得让每个细节自洽。

”她顿了顿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模拟问答，“我挑了几个可能的提问，你提前练习一下。

”练习的过程比我想象的更消耗精力。她不断打断我，

让我换一种更简洁、有逻辑的表达方式。到了下午，我们才结束，

桌上已经堆了好几页涂满笔记的草稿纸。离开咖啡馆时，天色已暗，

街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拉出长长的光影。走到公交站，我忽然收到一条信息，

是工地上的一个年轻工人发来的，只有一句话：“今天晚上，灯又坏了。

”后面跟着一张模糊的照片，昏暗中，几个身影正攀在脚手架上作业。我盯着那张照片，

胃部像被拧紧一样。刚要回复，对方又发来一条：“有人说，你上次的事，工头很不高兴。

”回到家，我第一时间把照片转存到加密盘，又给老李打电话，让他注意安全。

他沉默了几秒，只说：“我知道。”那晚我几乎没睡，窗外的风一阵比一阵急，

拍打着松动的窗框。凌晨四点，我起身泡了杯茶，坐在桌前盯着那张新照片发呆。照片里，

灯坏的地方和监控视频里的位置几乎重合。听证会那天的画面在脑海里一遍遍闪现，

我能预想到他们会怎么说、怎么试图绕过问题。我合上笔记本，

脑子里只有一个清晰的念头——如果这次妥协，那么下一次，可能会有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。

手机屏幕忽然亮起，是法务发来的消息：“刚收到通知，他们那边临时增加了两名证人。

”我指尖悬在屏幕上，没有立刻回复。外面的天色刚露出鱼肚白，远处传来工地早班的哨声，

刺耳而熟悉。那声音让我想起第一次穿上工地反光背心的日子，也让我更清楚，

这件事无论输赢，我都必须说出来。第三章听证会的前一晚，风刮得窗户一直作响，

像有什么人在外面反复敲打。凌晨两点，我还坐在桌前，把证据文件再看一遍，

确认每一个细节都没有纰漏。牛皮纸信封被翻得有些卷角，监控光盘的边缘反着冷白色的光。

我用热水泡了一杯茶，捧在手里暖着，脑子里却不再去回忆事故，

而是想起自己刚进这个行业的第一天。那时的我，拿着培训手册一页页看，

觉得只要按规矩来，一切都能顺利进行。可后来才知道，规矩往往是写在纸上的，

现实里随时会被某些人随意折叠。天亮时，雾很浓，路灯的光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，

挂在空气中。我提着包出门，里面装着所有证据——照片、视频、证人证言，

还有那份被主管划掉的原始记录。会场设在仲裁委的一栋旧楼里，走廊的地砖被踩得发亮，

淡淡的消毒水味混着冷空气从门缝里钻进来。法务小杨已经在门口等我，递来一瓶水，

低声说：“他们的代理人是个老手，别急着反驳，等他把话说满了，再回答。”九点整，

听证正式开始。对方的代理人中年，穿着深色西装，

开场就直指我的报告“缺乏直接因果依据”，

并且反复强调“施工灯具坏损并非主要事故原因”。他说话时目光一直落在我身上，

像是在试探我的反应。轮到我发言时，我先出示了事故现场的照片，再播放了监控视频。

画面里，昏暗的工地、摇晃的横杆、摔落的身影，一切都清楚得无法否认。随后，

我拿出那份原始记录，指着被划掉的部分说：“这是我当天如实记录的内容，签字的是主管。

划掉这些字的，不是我。”对方的代理人试图质疑记录的完整性，

法务立刻出示了签字笔迹的比对样本，

以及记录本封面上的编号——这一切在之前我们都准备过。仲裁员翻看文件时，

眉头轻轻皱起。在随后的问答中，我尽量让每一个回答都简洁而直接，

不给对方添枝加叶的空间。对方提出“摔落原因可能是个人操作不当”时，

我平静地说：“如果灯光正常，工人能清楚看到脚下的位置，踩空的概率会大大降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