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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,六月初的日头已经烤得人发晕。

杨兰把最后一件洗好的衬衫晾在竹竿上,手腕突然一阵发麻,手里的搪瓷盆“哐当”掉在地上,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刚换的布鞋。

她蹲下去捡盆子的瞬间,后脑勺像被重锤砸了一下,天旋地转里,无数画面碎片涌进脑子里——袁立强蜷缩在卫生间注射的背影、劳教所铁门的铁锈味、女儿袁春玲半夜哭着要爸爸的抽泣、2002年拿到离婚判决书那天刺眼的阳光……最后定格的,是2025年自己在医院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,天花板上那块泛黄的墙皮。

“妈!

你咋了?”

邻居家的小虎子在院墙外喊了一声。

杨兰猛地回过神,发现自己还蹲在1996年的院子里。

晾衣绳上挂着袁立强的的确良衬衫,领口沾着圈黑黄的污渍,那是他又在外头混了整夜的证明。

墙根的煤炉上,铝锅里还温着早上剩下的玉米粥,锅沿结着层硬壳。

这不是幻觉。

她摸了摸自己的脸,皮肤紧实,没有后来常年失眠熬出的松弛。

手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是结婚时买的,表针正指向下午三点一刻,和记忆里袁立强第一次被抓去尿检的那天,分毫不差。

“没事,手滑了。”

杨兰应了一声,声音有些发飘。

她扶着墙站起来,心脏在胸腔里擂鼓,不是因为头晕,是因为狂喜——她真的回来了,回到了袁立强刚开始吸毒的那一年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

前世她熬了六年,从最初的哭闹、哀求,到后来的麻木、隐忍,看着那个曾经会在雨天骑车送她回家的男人,变成一个眼神涣散、谎话连篇的瘾君子。

家里的存折被取空,她的工资被搜走,就连袁春玲的压岁钱都没能幸免。

她为了女儿忍了又忍,直到袁立强第二次被送进劳教所,才终于鼓起勇气去法院***。

那六年,活得像场烂泥里的挣扎。

“杨兰!

杨兰在家吗?”

院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,是派出所的老张。

杨兰的后背瞬间绷紧。

来了,和记忆里一模一样,老张带着两个年轻民警,是来抓袁立强去尿检的。

前世她还傻乎乎地拦着,说袁立强只是最近太累了,直到亲眼看到检测结果呈阳性,才如遭雷击。

“张警官,进来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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